2019 年，延安宝塔山灯光秀。灯光秀以宝塔山为背景，通过“声、光、电”的完美结合，展现经典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场景。抗战时期，延安是全国进步 青年心中的圣地，这里诞生了一批宣传革命理念、弘扬革命精神、讲述革命故事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

2024年2月24日，元宵节，第41届“延安过大年”暨2024年春节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延安新区元宵节秧歌展演精彩上演。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汇聚至东方红大道主观礼台和子长路秧歌展演沿线，将沿途道路围得水泄不通，等待着过街秧歌的到来。

秧歌在陕北的历史源远流长。传统秧歌一般从正月初二或初七开始，先以“敬神秧歌”谒庙；再以“排门秧歌”挨家挨户去拜年，继之以“彩门秧歌”，各村交流互访；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潮，直闹到东方既白，才告结束。这种秧歌，娱神亦娱人。不过今天秧歌在陕北地区广受欢迎，拥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离不开1943年的“新秧歌运动”。

“鲁艺家”来了

1943年的延安，从春节直到元宵，热烈的气氛驱走了凛冽的寒风，几十支文艺团体竞相表演。在人声鼎沸的歌舞海洋里，鲁迅艺术文学院派出的“鲁艺秧歌队”特别引人注目。“这一支一百五十人的宣传队到现在演出了四十场，已有的观众共约两万人，每一场在剧烈的掌声中结束。”“从南门到北门，从古老的城墙外到东区的乡村，人们都跟随它……乐队除锣鼓铜铃与笛外，还有七个小提琴，老百姓称之为‘洋琴’的。‘洋琴’奏起来，那首先是天真意味的，逍遥自在的弦声，伴随着两条结满了花絮彩饰的‘旱船’上场。‘旱船’摇荡着，人便唱着。”“在东乡罗家坪，宣传队去的时候，打花鼓的唱道：‘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老百姓们就能接着唱和道：‘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曲调他们是熟悉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正是在拥军运动中把猪羊慰劳给部队。”（黄钢《皆大欢喜——记鲁艺宣传队》，《解放日报》1943年2月21日）

鲁艺秧歌队每到一处，群众皆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秧歌队里，最“圈粉”的是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当时延安的群众一边跟着秧歌队跑，一边高声邀约着：“去看王大化！”剧中的王大化身着黑裤白小褂，腰系紫红色粗羊毛围巾，头上扎条白毛巾，肩扛锄头，且唱且舞。没有布景，没有扩音器，欢快的歌声，随着黄土地上的风一阵阵传扬开来。“一会儿是暴风雨般的掌声，一会儿又是浪潮般的喝彩。”群众跟着秧歌队，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为当年延安的“顶流”。

1943年春节期间，王大化、李波正在表演秧歌剧《兄妹开荒》。这部剧在当时深受群众欢迎，王大化成为当年延安的“顶流”

《兄妹开荒》妹妹的扮演者李波后来回忆：“那时我们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服装道具，也没有制作费，一切都是自己动手，道具也是自己解决……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更没有扩大器，一大早从桥儿沟出来，走过飞机场，穿过延河，每走到一处，锣鼓一敲，全体演员都扭起大秧歌，扭完接着就演唱小节目，在上万人的广场上，全凭自己的嗓子把歌声传送到观众耳朵里。”“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是一清早化好妆就出发，一天要赶三四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吃饭。那时正是春天，西北的风沙特别大，刮起黄土来眼都睁不开，我们常常是化好妆出去，第一场还是有眉有眼的，但到第二个地方时，满脸就成了一个黄土包子了。演唱时，风沙刮满嘴，我们只好咽下沙土继续唱，老百姓也在满是灰尘的广场上看我们演出。”尽管条件如此艰苦，鲁艺秧歌队却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鲁艺秧歌队演出时，“总有近百的老百姓跟着我们走，常常是我们走几处，他们也跟着看几场，还有的人一大早从家里带着干粮跟着我们跑，有的人对我们的节目已经非常熟悉了，一面看一面就仔细地向新来的观众介绍情况，说哪个节目好看，现在该怎么怎么了，该谁出场了，下面该演什么了，等等，好像他们自己也是这个秧歌队的成员一样，一直跟着我们回来进了校门，他们才回家。”

“过去不知唱的啥，这回看懂了”

1943年，是中共中央进驻陕北的第8个年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侵略者败势初显，战略反攻指日可待。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打破了敌人对陕北的封锁，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在一派红红火火的气氛中，延安人民迎来了传统节日——春节和元宵节。

《兄妹开荒》秧歌剧由王大化、李波、羊路由编剧，安波作曲。剧情源自劳动模范马丕恩和马杏儿父女开荒的故事，主人公由现实中的父女改为兄妹。因当地男孩子通常叫娃、小、二疙瘩等，男主角便取名“小二”，直接用了王大化的姓，全名“王小二”，剧名开始叫《王小二开荒》。哥哥王小二在山上开荒，妹妹上山送饭。王小二为逗妹妹假装睡觉，妹妹误以为哥哥是个懒汉，生气不给他饭吃。王小二见妹妹生气，又忙着去解释。剧情表现的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主角是边区的青年农民，形式采用当地的秧歌舞，歌词大量运用地方方言，有歌有舞，有说有唱，诙谐幽默。“男主角一边舞一边唱，再加上表演中劳动的动作，真实而欢快，演的都是群众的身边事。”老百姓说：“过去鲁艺的戏不知唱的啥，这回都能看得懂了。”

当时的延安，是全国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鲁艺当时是象征着解放区最高艺术水平的学校，但此前，鲁艺演的很多“大戏”，老百姓根本看不懂。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正规而隆重、具有鲜明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被誉为“延安音乐演奏活动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然而，这场让鲁艺师生引以为傲的音乐会，延安的许多听众并不理解。鲁艺下乡做宣传，经常“去时热热闹闹，归时冷冷清清”，老乡们看不懂也听不懂。针对这些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为什么人、如何为”两个方面。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并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号召：“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1942 年 5 月，在延安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 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合影

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又特意来到鲁艺驻地。作曲家马可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去，人们忙从满山的窑洞里走出来，携着小凳子，夹着笔记本，提着墨水瓶，争先恐后地去礼堂集合。礼堂小，人又多，报告会不得不改在操场上举行。这日，天上飘着蒙蒙的细雨，但操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欢腾的歌声压倒了绵绵的春雨。毛主席走进密密的人群，在一张小桌旁站定，微笑地环视着大家。”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胡乔木：《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

“老百姓和我们的心打通了”

讲话发表后，“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在当时成为最有感召力的口号。鲁艺一改往日“关门提高，脱离实际”的做法，深入群众中间。新编秧歌剧就是鲁艺艺术家们在“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号召下，将创作之笔对准人民、用群众语言创作后的汇报演出。曾经接受西方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开始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艺术宝库中挖掘创作灵感。

从前，人们见到的是鲁艺学员身着整齐的演出服，列队在舞台上严肃地唱混声合唱。而现在他们转成工、农、兵，一个个红光满面、喜气盈盈地跳着、唱着。曲子是熟悉的民歌旧调，词却是振奋人心的新词，一下子，人们的心就被这种新秧歌抓住了。同时，文艺工作者在下乡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也抛弃原有思维模式，打破“高大上”的词句，深入老百姓的生活实践，留心老百姓的一言一行。张庚在《我在鲁艺学到的》一文中感慨道，我们之前对民间艺术“总以为是粗鄙浅陋的，这回下乡，才初次认识到它原来是个奇瑰绚丽的宝库”。

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看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他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此后，《兄妹开荒》连续到延安各地进行拜年表演。由于深受群众欢迎，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时，全延安已经有27支秧歌队在翩跹起舞了。这个元宵节，真正成了延安群众的“艺术节”。

1943年春节期间延安新秧歌运动中鲁艺的秧歌队，左一为李焕之。著名的《春节序曲》就是源于 李焕之当年在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积累

王大化在创作《兄妹开荒》前曾主演过苏联名剧《马门教授》，饰演马门洛克医生。促使他从热心外国名剧表演到积极创作本土戏剧的转变，原因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王大化全程参加了座谈会，会后，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深入生活，直接找到边区开荒劳动英雄马杏儿及其父亲马丕恩了解情况，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介绍说：“陕北原来只有秧歌调、秧歌舞，没有秧歌剧。鲁艺的艺术家们拜群众为师，通过田野采风，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去粕存精、提炼创新，开创性地发掘了有情节、有故事的秧歌剧。”

“鲁艺大秧歌队彩排的那一个晚上，当锣鼓敲打起来，秧歌舞跳起来的时候，一种感奋之情涌上心头。”鲁艺秧歌队乐队成员李焕之回忆。李焕之作为一名乐手，有时击鼓敲锣，有时吹笛，有时又拉起手风琴。在《音乐创作散论》一文中，他说，我发觉民间音乐——劳动人民的天才创造，“是这样的迷人，它竟然具有这么大的艺术感染力。而陕北民间大秧歌的健壮、豪放的舞步、舞姿，我也好像是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沉宏、铿锵的秧歌锣鼓点，更激起人们为文艺工作的新的气象而心情振奋。总之，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生动，而又那么亲切近人。”“我很喜欢那位老伞头领唱的秧歌调，纯朴动听的曲调，唱出了解放了的人民的亲密无间的情谊。”

李焕之祖籍福建晋江，生于香港。1938年，面对日军侵略下满目疮痍的山河，怀揣理想的李焕之不远千里奔赴延安，在鲁艺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他深入民间采风，在黄土高原上搜集民间音乐。1943年、1944年、1945年这三年的春节是给他印象最深的。这期间，他不仅学到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如陇东曲子戏、秦腔和陇东道情等，而且真正体验到和群众同欢乐、共呼吸的感情。“特别从春节到元宵节这些日子里，我曾经在夜晚参加群众的社火队，作为队列中的普通一员，有时提灯或打起火把，脚下踩着刚下过雪的小路，走在一望无边的甘肃高原上，从这个塬走到另一个塬，从这个乡走到另一个乡。队列是浩浩荡荡，锣鼓声在塬上夜空中回响。乡乡都有社火队，高原上四处都沸腾着人声的喧嚷，火光和灯光闪烁，歌声与乐声交融，真是一幅壮丽的节日夜晚的景象。”

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以现场直播形式在央视播出。伴着春晚这道年夜饭，观众开始熟悉了一首喜气洋洋、中国韵味十足的乐曲——《春节序曲》。直到现在，每年春晚，《春节序曲》都会准时响起，成为人们欢度春节时的标配。而这首乐曲，正是源于李焕之当年在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积累。

“翻身秧歌”“胜利秧歌”

1943年新年时节，作家哈华重回延安，惊奇地发现“每个村，每个机关、学校、工厂，都有秧歌队的活动。到处鼓声咚咚，军民歌舞”。据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统计，当时全区已有990多支秧歌队，其中既有以鲁艺为代表的专业秧歌队，也有以边区劳动模范为主组成的乡下秧歌队；既有八路军组织的秧歌队，也有供销社等单位组织的秧歌队，可见当时秧歌下乡运动的规模之大。著名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夫妻识字》（马可，1944）、《周子山》（马可等，1943）、《牛永贵挂彩》（周而复，1943）等，这些作品抓住大生产运动、二流子改造、军民团结、前方的抗战斗争等具有一定戏剧矛盾冲突的各种因素而吸引了观众的观演兴趣。在旧秧歌剧中，群众只是舞台的配角和映衬，而在新秧歌运动中，人民群众成了舞台的主角，“翻身秧歌”“胜利秧歌”“斗争秧歌”等名词在老百姓中传开。群众开始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演绎生活，在闹秧歌过程中逐渐接触“教育”“翻身”“共产党”等词语，并渗透到日常的语言中。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群众的秧歌队芯子《兄妹 开荒》。芯子，主要是利用铁质支架把装扮成各种 角色人物的儿童表演者稳定在高竿或其他造型之 上，演绎各种故事

在1944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特别称赞秧歌剧起到的教育作用。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毛泽东《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艺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2002年4月版，第105页）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向大会做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汇报，在汇报中他强调了文化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2002年4月版，第111页）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民间的“泥腿子”艺人们首次参加了这次文教大会，据相关记录，当时民间艺人参会的有“关中分区的刘志仁、汪庭有、王中泉，三边分区的杜芝栋，陇东分区的黄润，绥德分区的景海清，延安县桥镇乡练子嘴艺人拓开科，民众剧团秦腔艺人李卜等九位代表”。他们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在农村开展秧歌和其他文艺活动的经验。文教大会期间还举行了群众秧歌会演，民间艺人纷纷登上边区参议会大礼堂舞台表演，为与会代表和边区观众展示了新秧歌运动取得的成果。

新秧歌运动中，由王大化（中）、韩冰（右）、刘炽（左）演出的秧歌剧《赵富贵自新》。在旧秧歌剧中， 群众只是舞台的配角和映衬，而在新秧歌运动过程中，人民群众成了舞台的主角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得红，金匾上绣的是，边区陕甘宁……”

参加这次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的汪庭有于1943年创作了这首著名的歌曲《绣金匾》。汪庭有生于1916年，祖籍陕西商南县。两岁时，全家人逃荒，是父亲用讨饭的箩筐把他挑到陕北，住在富县羊圈沟。长大后，他到处流浪，靠做零工、打短工糊口，受尽饥饿寒冷和兵荒马乱的煎熬。后来虽然定居庆阳正宁县的马栏川开荒种地、学木工，但生活依然很穷苦。长征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援西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385旅曾驻扎庆阳，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边区的种种新气象，给汪庭有注入了无限激情。汪庭有所受的文化教育，得益于当放羊娃的时候，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伴经常传唱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的熏陶。在新秧歌运动中，穷苦家庭出身、从未念过书的汪庭有非常激动并萌生编一首歌颂毛主席﹑歌颂八路军的民歌的想法。他用《绣荷包》这首歌来表达对人民领袖、边区政府、人民军队和边区人民的感激热爱之情，歌颂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的欣欣向荣景象，也为了表达自己对边区美好生活的由衷赞美。后来，诗人艾青觉得给领袖、部队送荷包不合适，因此将其改为《绣金匾》，来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的欣欣向荣景象。这首歌一经传唱，不胫而走，很快唱红了陕甘宁边区。

进驻南泥湾的八路军 120师 359旅战士正在开垦荒山。第 359旅官兵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培 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秧歌运动属于文艺范畴，属于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和物质基础的支持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老百姓饿着肚子没办法闹秧歌。党中央在到达陕北之后就开始着手改善当地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边区政府通过减租减息、奖励生产等措施动员群众开荒劳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更是使得广大工农兵的物质供给得到保障，解决了群众吃饭穿衣的问题。在这一运动中，成绩最突出的是第359旅开垦的南泥湾。

第359旅官兵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3年春节期间，延安文艺工作者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南泥湾》上映了。

1942年春，为宣传359旅的开荒事迹，延安电影团前往南泥湾拍摄大生产运动的场景。为增强影片的感染力，电影团特意邀请毛泽东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并拍下题词的全过程。影片由一片荒山开始，接着战斗、部队生产，然后战士吃到自己的劳动果实、练兵……影片中表现了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生产中比先进，谁种了多少亩地，打了多少粮食。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与战士们一起搞农业、手工业。那时已经确定新闻纪录片拍摄的原则：真实地反映斗争与生活。

“花篮的花儿香”

据参与该片拍摄的钱筱璋回忆，该片是在没有近代水电设备的条件下搞起来的。当时用16毫米的放映机做拷贝机。洗片是一段一段地洗，每次20尺，然后接起来。黑房里有人洗，外面有人看表。设备虽然差，但质量还是达到了一定水平，并且使用了划入划出的手法。那时根本没有备用胶片，拍了就要用，而且用正片代底片，样片剪辑后就上映。

1943年2月4日晚，这部名为《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的纪录片在王家坪军委礼堂举行首映式。因为条件限制，拍出来的是无声电影。为达到更好的放映效果，在军委三局、鲁艺的支持下，电影团的工作人员借来扩音设备、留声机和唱片，在放映现场为影片配上音乐，现场进行解说，达到有声影片的效果，创造了延安自制“有声电影”的奇迹。从2月5日开始，这部影片在各单位轮流上映。

马可与南泥湾的渊源始于他奔赴延安的途中。1940年元宵节晚上，马可曾与南泥湾遥遥相望，那时候的南泥湾还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黑黝黝的荒凉山林。在《南泥湾的春天》中，马可回忆：“老乡向我们说：‘前面不远就是南泥湾了，那里就是解放区。可是那里也没有人家，是一片老梢林，和这里一样。’”来到延安3年后的1943年，又是一个元宵节过后不久的夜晚，当马可背上行李，拿着乐器再次来到南泥湾，在八路军第359旅战士们开荒屯田后，这片土地彻底改变了模样。

来到南泥湾后，马可等人被安排在暖和的窑洞里，他看到院里的墙上写着标语：“要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江南”——那是战士们用桦树皮拼成的。次日清晨，他们迎着朝霞，踏着晨雾，在山沟里、山坡上，与战士们一起劳动，砸掉冰层、刨掉老树根、翻开黄土，身体力行“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生活是热烈的，艰辛的，却也十分多彩。这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马可回忆：“在南泥湾住了十几天，每时每刻，我们的感官和思想都充满了新鲜感觉……我以赞颂的心情为贺敬之的‘南泥湾’谱了曲，赞颂这些英雄的事迹和英雄的性格，赞颂英雄们创造的这些秀丽清新的山川田野。”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一首《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歌曲采用中国古典诗词中“起承转合”的方式，音调则融合了陕北民歌和江南民歌，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很快就从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1943年的春节和元宵，延安第一次开展“双拥”（即“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运动。在军地双方相互推动和配合下，一个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地方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群众运动，率先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开展双拥工作，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就起源于1943年延安春节前后的双拥运动，被毛泽东称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

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公约》，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拥政爱民公约》，确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月。在拥政爱民月运动中，各部队组建了秧歌队给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拜年。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支援军队搞生产，借给生产工具，保障粮草供应。

延安文化界专门组织了文化劳军团，深入部队，慰问子弟兵。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民众团体，纷纷响应。爱护军队、爱护抗属的呼声，响遍整个边区。元宵节前后，留守兵团机关门口的操场上，高跷队、秧歌队，一队接一队，整日不断，锣鼓声、鞭炮声、唢呐声，响成一片。就像《拥军花鼓》里所唱——“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呀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人民群众赶着猪、牵着羊，抬着各种各样的礼物（如衬衣、鞋袜、毛巾、肥皂和铅笔、识字课本等等），到部队联欢慰问，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子弟兵的爱护之情。

《拥军花鼓》是安波（原名刘清禄）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这首新民歌既保留了陕北花鼓和民歌的元素，又注入了拥军爱民的内容。曲调朗朗上口，经常是上面演着，下边的老百姓就能跟着唱了。安波回忆：“李波和王大化表演《拥军花鼓》时，观众不断发出热烈的喝彩声。第三天演出时，观众竟和演员们一同唱起来：‘1943年，1943年，秧歌旱船闹呀闹得欢!’‘猪呀羊呀你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这欢乐的歌声震荡着清凉山的金峰，震荡着延河的白冰，震荡着最普通也是最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心弦，秧歌队员们，真是高兴极了！”

为枣园60岁以上老人祝寿

这一年的春节和元宵，军民之间双向奔赴。在拥政爱民月运动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利用春节在各地开拥政爱民大会、举行军民联欢会。部队驻军还派干部战士向当地政府和居民拜年，驻军首长亲自到老百姓家里拜年。老百姓十分感动，他们说：“从来没见过军队给老百姓拜年，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八路军留守兵团向边区政府和群众写贺信、发贺年片、送春联、送年画、送锦旗、送牌匾，与老乡会餐。有的部队还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和宣传队，到党政机关和群众中进行表演和宣传，教唱《拥政爱民歌》和《拥军歌》。除此之外，在平时农忙时，各部队都按规定抽出时间帮助人民播种或收割粮食。

新秧歌运动中，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出的秧歌剧《一朵红花》。此剧是周戈于 1943年创作，作品从模 范农家和妇女解放的角度，再现了 "生产劳动 "这一边区生活的重要主题

当时毛泽东的贴身警卫贺清华回忆，1943年正月十四下午，他和毛泽东在枣园外边散步，看见几位老农正在地头休息，就走过去和他们拉起话来，问他们高寿多少？又问像他们这样大年纪的老人在枣园乡有几位？有两个老汉告诉毛主席他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明天正月十五是他俩60岁的生日。还说，枣园有24位这样年纪的老人。

毛泽东听了笑着对他们说：“呵，那很好呀!你们都是年老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贺寿。”一个老汉听后，长长叹了口气，说：“像我们这号受苦的人，哪还谈得上过生日贺寿呢。”说着又摇了摇头。主席听了就认真地对他们说：“如今咱们翻了身，生产搞得也好了，这叫人寿年丰啊！”接着又说：“明天就是元宵节，你们都到我那里坐坐，咱们大家一起贺个寿。”临走又嘱咐：“你们一定要来，谁也不要客气。”

第二天下午，枣园乡的24位老人都被请到了小礼堂，毛泽东向他们一一问好。一位老人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呀，我们祖宗三代都没有贺过寿。你把我们庄户人家的大事小事都挂在心上，都想到了，你是我们受苦人的大救星呵！”

按照传统习惯，毛泽东请老人们吃面条，并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举着酒杯对老人们说：“祝贺你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饭后，主席又送给每位老人一份寿礼——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还专门请他们看了电影《列宁在十月》。（据贺清华《回忆毛主席在延安》）

1943年的延安双拥运动，促使军政军民关系显著改善，为边区战胜严重困难，巩固持久抗战打下坚实基础。为促进双拥运动深入开展，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要把双拥运动作为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重大准则，正式提出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属运动，要求“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明确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双拥”由一次运动逐步成为一项经常化、制度化的工作，成为我党我军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1944年春节期间，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更加广泛、更为热烈的双拥运动。《解放日报》对此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报道，还刊发了朱德总司令1月1日在延安干部晚会上的讲演《展开拥政爱民运动》。之后，每年春节前后举行双拥活动，越来越深入人心，受到军民各方面的支持和欢迎。1945年2月27日元宵节当天出版的《解放日报》报道，毛泽东在枣园观看秧歌表演后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

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位于延安城东北 5公里桥儿沟。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 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

“吃米不忘种谷人”

杨步浩是著名劳动英雄，陕西横山县（今榆林市横山区）人，10岁起就给地主揽工，1929年举家逃荒到延安县碾庄乡石家畔村落户。大生产运动期间，杨步浩一家早出晚归，努力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他后来回忆：“（1943年）有一次，听部队的同志说，毛主席也在亲自种地交公粮，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想，毛主席整天操劳国家大事，时间是多么宝贵，再要种地交公粮，可得累坏啦！我就多次向领导上请求替毛主席代耕交公粮。”（杨步浩《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197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齐吉树回忆，当年秋收后，杨步浩赶着两头毛驴，驮上近3石粮食送到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替毛主席交公粮。事后，毛主席在枣园办公地专门接见了他。那一天，杨步浩穿着陕北农民的羊皮袄，头上缠着羊肚白毛巾。毛主席面含微笑地请他在沙发上坐下，对他说：“谢谢你替我交了公粮。我的生产任务应该由我自己来完成，怎么能让你来代劳呢。你给我交的公粮到底算我毛泽东的还是算你的？”

“当然是算您的。我交的就是毛泽东的公粮，不是交我杨步浩的公粮，我的公粮早就交了。”杨步浩诚心诚意地说。

“你为什么要替我交公粮呢?”毛主席笑着问道。

“俗话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现在翻了身，不能忘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呀!主席您每天都在考虑国家大事，忙得很呀，还要抽出时间去劳动交公粮，我心里放不下，我就要为您代耕，公粮由我来替您交。”杨步浩动情地说。

2024 年 10 月 16 日，观众在金延安文化主题街区观看歌舞剧《延安十三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 延安的 13 年，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从这里走向西柏坡，走向北京，最终扭转了中 国乾坤

1946年，正月十五日一大早，杨步浩就带着川口六乡的秧歌队，抬着写着“人民救星”的金字大匾，一路吹吹打打，扭着秧歌，直奔毛泽东的住地——王家坪。毛泽东高兴地说：“延安县川口区六乡530户，2400多口人，经常和咱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和秧歌队，对中央这样的关切，谢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乡人民今年夺取大丰收！”之后，杨步浩代表六乡人民表示：“毛主席您是我们的大救星，没有您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六乡人民回去后，要好好生产，多打粮食，来报答党中央和您的恩情。”

献完匾后，川口区的秧歌队便开始表演节目。顿时，场上锣鼓喧天，秧歌队员们舞动彩带，扭起了浓郁的陕北秧歌。毛泽东和杨步浩并排坐着，仔细地观看表演，演出一个节目，杨步浩便向毛主席介绍。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和秧歌队员们合影留念，并招待秧歌队的全体人员在军委大礼堂吃饭。（据齐吉树口述《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1948年，是中共中央在陕北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和元宵节。毛泽东住在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的窑洞里，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进行精心谋划。元宵节前一天，2月23日，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此役历时10天，共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2.9万余人，取得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歼敌一个整编军的重大胜利，一举扭转西北战局。中央军委通报此役“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西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一行在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离开战斗了13年的陕北。13年间，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从这里走向西柏坡，走向北京，最终扭转了中国乾坤。1943年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这个元宵节，或许可以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注脚。

（参考资料：陈晨、孙正好、李浩《追寻延安时期的火红年味》；王丽红《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王俊虎、张宸菡《论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秧歌剧作者身份的转换》；徐平：《〈拥军花鼓〉唱响八十年》；张全钰《〈绣金匾〉背后的故事》；钱海盈《马可：把民族的怒吼谱成抗日的战歌》；胡松涛《延安时代的春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