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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历史中的各朝帝王，秦皇汉武、大唐气象，还有在各类古装剧里重现威武的清朝王廷，各朝各代提起来，似乎都有几位极富代表性的皇帝。相比之下，宋朝皇帝的“存在感”却略低。

当然，宋代也有自己的历史句读：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身负立国之功，真宗赵恒澶渊之盟引来是非争议，还有徽宗赵佶靖康之耻导致的亡国之恨，在此之中，仁宗赵祯则显得碌碌无为、无功无过。

但是，在仁宗执政期间，正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登上历史舞台，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和“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灏、程颐）大放异彩的时期。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蔡襄、欧阳修、苏舜卿与韩琦四大臣

政治上，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是仁宗时期的中坚，领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都是在仁宗时期成长起来的。

科学界，仁宗时代，有《梦溪笔谈》出版，是总结了数学、物理、天文、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科研成果。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和沈括也都成长于这一时期。

此外，还有很多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名臣：包拯、庞籍、狄青、吕夷简、晏殊等，举不胜举，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

说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仁宗，成就了这样“士大夫最喜欢”的治世局面呢？ 

承先祖家业

宋朝脱胎于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为避免悲剧重演，宋代开国之初，宋太祖就确立了文人治国的政治方略：一方面，虚外强内，削弱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另一方面，紧紧依靠文人集团，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受到制约，文臣扬眉吐气。

宋太祖像

宋仁宗赵祯13岁登基，是北宋的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他忠实执行宋太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还进一步改革台谏、科举等制度，使“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服化道的历史还原度高

对于“台谏”制度的具体情况，《宋史》上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朝廷有大政事，台谏可以否决；君主有过失，台谏可加制止；百官犯错误，台谏可以给予批评弹劾。”这项制度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权力，又能促使朝野百官互相监督。

从当时台谏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台谏官虽然以弹劾中央官员为主，但也有弹劾地方官的情况。他们关注的地方官主要有两类：一是与中央权力中心有关联者，一是任职于西北边地者。弹劾的原因可以是道德问题，也可以是吏能欠缺。但隐藏在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抑制权贵、排挤武臣、打击异己等，最后演变为激烈的权力斗争。

可见，虽然北宋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官员的高尚道德引导，向有利于整顿吏治、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但仁宗时台谏弹劾中所包含的不利因素反而深刻影响到了北宋的官场生态，道德问题成为台谏官打击政敌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由此使得官场权力斗争愈发驶出可控的轨道，乃至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除了“台谏制度”的制约外，仁宗时期十分推崇“无为而治”，使得权力下移，君主为主权者，而宰相为治理者，即“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皇帝颁发诏书时，若无宰相副署，则不具备执行效力。正是在这样多重制度的规约下，朝廷才维系了相对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

励恭俭之道

后世普遍认为，成就仁宗之“仁”的，既有祖宗家法与朝堂制度等外在条框的规约，更离不开仁宗本人品性的参悟与渗透。宋仁宗为人宽容、仁厚，善待大臣，体恤民生，不矜名，不封闭。皇帝包容异见，士大夫和而不同，这都为宋的繁荣锦上添花。

身在帝王家难免豢养一身骄矜之气，仁宗却反而善于换位思考、体恤旁人，几个例子足以说明。

一次用餐时，仁宗吃到一粒沙子，但他吐出沙子后，赶忙叮嘱宫女：“千万别声张我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

《东轩笔录》记载，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回头看，随从们都很纳闷。回到宫中后他着急地对嫔妃说：“朕渴坏了，快拿水来。”嫔妃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却忍着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问了，肯定有人受罚，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历史中不乏对皇家生活纸醉金迷、极尽奢华的描述，而身在皇家的仁宗却因为太接地气而显得有点“抠门儿”。

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宋仁宗与曹皇后

仁宗寝宫的被子，由于很久未换，洗得颜色从明黄变成暗黄。他禁止宫中奢华，常常宣扬“粒粒皆辛苦”。据北宋陈师道的《后山谈丛》记载：某年初秋，有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蛤蜊的价格，宫人答：这些蛤蜊一共28枚，每枚1000钱。仁宗听罢立刻沉下脸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俭，现在这点蛤蜊就要28000钱，我怎么吃得下？”最后硬是没吃这些蛤蜊。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仁宗在饮食起居方面十分节俭，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有一天，他对大臣说：“朕日膳不事珍美，衣服多以缯缣（粗布），屡经浣濯（多次洗涤），宫人或以为笑。”

行仁政之风

从仁宗的生活日常及其与宫人的相处轶事便能看出他宽宏恭俭的德行，而身为一国之主，其仁爱之心在诸多政治举措中更能显现。

仁宗尚德缓刑，对案件尽量辨清实质，从轻发落。当时四川有位读书人给成都太守献诗，诗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此句意指切断与外界来往通道，自立门户，李白《蜀道难》中写：“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的剑阁，又名剑门关，在四川剑阁县北，是大、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长约三十余里。当年蜀地艰险，与外界沟通多靠剑阁这样的栈道）

这话基本是在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当时地方官员为表忠心，立时把读书人缚送到京城。按照历朝法律，即使不按“谋大逆”问斩，也得治罪。仁宗审理后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好治他的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于是委任其为司户参军。 

仁宗思想开明，引来各方贤士从善如流，在此基础上，仁宗还颇能识人善任。苏轼的弟弟苏辙参加进士考试时，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其实，苏辙这些话纯属道听途说。考官们打算给苏辙治罪，但宋仁宗听说此事后，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学生，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结果，苏辙反倒考上了进士。 

仁宗性情宽厚，善于纳谏，史书多有记载。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这几天，王德用进献给我的美女，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将这些女子送出宫。王素见状心有不忍：“那稍等几天也行。”仁宗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仁宗中年时，很宠爱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让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上朝后宣布这项任命，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阶段没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

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公元1048年，宋仁宗宣布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范仲淹从政28年，改革酝酿已久，同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

（一）明黜陟，按官员的政绩进行升迁；

（二）抑侥幸，限制恩荫；

（三）精贡举，改变科举的内容和办法，选择“经济之才”；

（四）择官长，选好地方官；

（五）均公田，这主要是均地方官员的收入；

（六）厚农桑，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

（七）修武备；

（八）减徭役；

（九）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积欠的赋税和大赦方面的内容；

（十）重命令，重视法令的制定和执行。

宋仁宗当即准奏，全国推行。因为宋仁宗赵桢的年号是“庆历”，故历史上称其为“庆历新政”。

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加强治理，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触犯了一大批权贵的利益，难度可想而知。仅仅一年零四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几位名臣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

“庆历新政”表面上失败了，但宋仁宗的改革策略继续推行。

他一方面选择文彦博为相，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实干的姿态，不动声色地贯彻执行宋仁宗的改革政策，同道还有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范仲淹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逐渐落地。

另一方面，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仁宗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狄青受到排挤去职后，他又支持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反对权贵横行。仁宗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知制诰，酝酿新一轮的变法。

《宋史》中多有仁宗为百姓做善事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他几乎每隔几年，都释放数百宫女出宫，让她们同家人团聚。

外交方面，仁宗在位时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经过多年战争，两国最终签订“庆历和议”，并在此后维护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辽国方面，仁宗则维系着真宗时“澶渊之盟”签订的和平盟约。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嘉祐二年（1057年）秋，辽国曾派使者前来求取赵祯的画像。朝臣担心画像被使用厌胜之术，赵祯说：“朕待虏人诚恳，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于是遣使将自己的画像赠送给辽朝，辽道宗耶律洪基举行隆重仪式，亲迎赵祯画像。耶律洪基见到画像后，“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仁宗执政期间，高丽国每年都会定期向大宋朝贡。有一年，他们未派官员前来，朝臣议论纷纷，仁宗却以高丽“地狭人稀，物产不足，如若动用武力，遭殃的还是高丽百姓”为由，平息了大臣们发起战争的提议，还免去高丽国三年朝贡，并从粮库拿出一些粮食运往高丽，救济当地灾民。

仁宗行事多体贴，自然赢得爱戴。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一位名叫周长孺的官员来到今四川一带，看见山沟里打水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驾崩。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传到高丽时，高丽国王握着宋使的手失声痛哭道：“兵革不扰多年，帝宽仁矣！”

七百余年后，自命为“十全老人”的清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

今天，电视剧《清平乐》颇受人追看，是因为它用极高的还原度，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宋仁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感很低的皇帝，没有拓边四方的神武战功，也没有翻云覆雨的权谋机变，但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以仁孝为追求、以治理为目标、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诚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精神，使得仁宗朝人材辈出，士气昂然，不愧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时代。

参考资料：

郭瑞祥：《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现代出版社，2019年7月版。

徐 红：《论北宋时期台谏对地方官的弹劾——以仁宗朝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陈泰山：《宋仁宗之仁》，《共产党员》，2016年第6期。

游宇明：《宋仁宗自守有道》，《学习时报》，2015年3月30日。

李兵：《论宋仁宗朝文官的冗官问题》，《青年时代》，2018年第21期。

张贵：《宋仁宗朝个人言行及士论对谏官选任的影响》，《兰台世界》，2015年第21期。

王刚：《宋仁宗时代何以人才鼎盛，君子满朝》，《人民公仆》，2014年第8期。

江小濤：《士大夫政治傳統的重建與宋仁宗時期的“朋黨之議” 》，《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