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白塔寺俯瞰图。1247年，蒙古皇子阔端与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并向西藏各界颁布《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吐蕃诸部自此归服蒙古汗国。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下令设宣政院，进一步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自元朝起，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归义军”的兴起，结束了吐蕃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统治。随后吐蕃王朝的崩溃，则让青藏高原陷入分裂割据状态——直到公元13世纪，藏地才为蒙古汗国收入版图，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坐落着一座白塔寺。距今将近9个世纪前，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与蒙古汗国阔端正是在此会盟，使其成为西藏归属中央行政管辖的历史见证之地。

西夏经营

这座白塔寺还有几个别称。清代乾隆年间《五凉全志·武威县志·建置志》就称其为“百塔寺”，还说是因为寺内“有大塔，周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此外也有说法，凉州会谈后，阔端（蒙古汗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之子）大力扶持和重视萨迦派，并在凉州城外选择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专门为萨迦·班智达（藏传佛教萨迦派四祖）修建了一座庄严宏伟的寺院及宫殿，“因该寺布局巧妙，工艺精绝，有如神幻，故寺名又被称作幻化寺”。而根据《重修凉州白塔志》的说法，白塔寺在元末毁于兵燹后，于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才重建。凉州为河西走廊上的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白塔，“不知起于何代，原其本乃前元也燀火端王重修，请致帝师撒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请命于朝，赐寺名曰庄严寺”。“火端”就是阔端；撒失加班支答即萨迦·班智达。从这段记载看，凉州会盟后，白塔寺的确经历过大规模建设，形成大小五十余塔的规模，但既是“重修”，可见在凉州会盟之前，白塔寺就已存在了，甚至可能就是一座藏传佛教的寺院——而这又可以追溯到西夏王朝统治时期。

西夏是一个党项人（属羌人的一支）建立的政权。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党项人来说，河西走廊是一个理想的农业和畜牧业基地，《宋史》称，“甘、凉诸州，地饶五谷，尤宜麦稻”“岁无旱涝之虞”；凉州尤以“畜牧甲天下”闻名于世。所产健马，军事价值尤为重大。于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党项领袖李继迁“攻西蕃，遂入西凉府”，取得重大军事胜利。正如《西夏书事》云：“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也说，“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中原，大为宋患。”到景祐三年（1036），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又引军西进，“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至此，经过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三代苦心经营，新兴的党项政权终于统一河西走廊。景祐五年（1038），李元昊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西夏辖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为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西夏在此设凉、甘、肃、瓜、沙五州。其中凉州（今甘肃武威）是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丝路重镇，“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故升凉州为“西凉府”，地位仅次于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

西夏时期，河西地区多民族杂居。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3座西夏墓中，出土了30幅彩绘木版画。虽然墓主人是汉族，但从画面人物形象、服饰和发式看，既有汉族，也有一些其他民族。除党项、回鹘人之外，吐蕃（藏）人也占有显著地位。譬如张掖出土的西夏乾祐七年（1176）所立《黑河建桥敕碑》，碑阳为汉文，碑阴为藏文，两种文字内容相同。这是因为中唐以后，吐蕃政权趁虚而入，占有河西走廊将近百年，期间有大批吐蕃部族迁入河西，及至西夏，散居河西的吐蕃族帐仍有不少。

彩绘双手捧物童子木板画，1977年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现藏武威市博物馆

西夏木版画，1977年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现藏武威市博物馆。西夏人常用小型砖室墓，难以在其中进行绘画，可能就是因此使用木版画代替。它们如今成为研究西夏服饰的重要资料

由于吐蕃文化的影响，藏传佛教也得以在西夏境内大范围传播。譬如，西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很多都带有藏传佛教色彩，例如玉门昌马下窟、武威天梯山石窟、亥母洞石窟（供奉藏传佛教里的尊神金刚亥母）、宁夏固原须弥山都有藏传佛教的塑像、唐卡、壁画等。20世纪初，沙皇俄国探险考察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出大量西夏时期文献、绘画和雕塑，其中的一些西夏文佛经里，有的注明“据藏本翻译”字样，有的译经在西夏文旁甚至注有藏文发音。不仅如此，西藏僧侣（“蕃僧”）在西夏也受到很高礼遇。夏仁宗李仁孝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著名高僧法王都松钦巴非常尊崇，并亲自派人去邀请都松钦巴赴夏，都松钦巴没能前往，特派弟子藏索格西去西夏，被尊为“帝师”。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题款中也发现了西夏的帝师，名为贤觉帝师波罗显胜。这种做法，就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三头泥佛像，甘肃武威新华乡亥母洞寺遗址出土。亥母寺的4座洞窟在西夏时已经是藏传佛教僧人修行之所

开府西凉 

西夏的国祚持续将近两个世纪，就当其统治集团热衷礼佛，沉醉于宗教幻想中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蒙古高原，并将毗邻的西夏作为进攻对象了。西夏虽是小国，但抵抗却非常顽强。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前后，成吉思汗几次亲征西夏，都未取得多少战果。1218年，成吉思汗再次征伐西夏，迫使西夏国王李遵顼出逃西凉府，但还是没有赢得决定性胜利。当蒙古军队结束第一次西征返回本土后，成吉思汗决意彻底征服西夏。1226年春，他亲率10万大军，依靠强大的装备，沿路攻城略地。西夏重镇肃州和甘州在一月内即告陷落，而西凉府则几乎兵不血刃就告易手。这年年底，西夏军主力与蒙古军在冰封的黄河上决战。这次战役之惨烈，是蒙古人在历次作战中所少见的。成吉思汗站立在冰上，下令发箭射敌人的脚，不让他们从冰上过来，敌人应弦而倒。在这次血战中，蒙古军“杀死了许多人”，“西夏人被杀死者为蒙古人死亡数的十倍”，之后再也没有野战的力量了。结果，西夏的城池逐个沦陷，“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1227年初，成吉思汗率蒙古军越过贺兰山，包围中兴府。经过长达半年的围攻，蒙古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以西夏灭亡宣告结束。

依照蒙古汗国的习惯，西夏的土地与人口分封给了“黄金家族”的宗王贵族。成吉思汗攻破沙州（敦煌）之后，就将包括瓜州、沙州为中心的河西西部赐给了自己的孙子拔都（后来钦察汗国的建立者）。随后，张掖、酒泉一带分给察合台（成吉思汗三子）系宗王。1229年，窝阔台成为蒙古汗国的第二任大汗后，又将西夏故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阔端。14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述，窝阔台把“唐古惕地区分给他（阔端）作封地，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

从当时的形势看，窝阔台虽以成吉思汗的遗命即位，显得顺理成章，但蒙古社会有“幼子守产”的传统，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又掌握了大多数蒙古军队。按照《史集》的说法，窝阔台足足用了40天才在“忽里勒台”（宗王和大臣会议）说服众人选举自己为汗。窝阔台与拖雷之间芥蒂既生，将阔端分封于河西地区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他与分封于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南）的贵由（窝阔台长子）、与窝阔台系联姻的高昌畏吾儿亦都护遥相呼应，可以加强窝阔台系的总体实力，以便与强大的拖雷系抗衡。而河西的地理位置，也使得阔端可以向西、南方向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拓展，其封地的发展潜力巨大。

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兵攻灭宿敌金国，随后大军北还。这年夏天，宋理宗以赵葵为帅，率领6万宋军，先后北上攻占汴京（开封）、洛阳、郑州。七月二十九日，宋军中了蒙古军队埋伏，丧师达数万之众，只得乖乖撤回原处。这件事发生在宋理宗端平年间，史称“端平入洛”。窝阔台以此为口实，召开“忽里勒台”，决定出兵进攻南宋。蒙古军分兵三路，全面进攻。皇子阔出率中路军，攻取湖北襄阳和钟祥；皇子阔端率西路军由陕西入四川；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攻取淮河流域。阔端一路军，先是西进平定了陇右“秦、巩二十余州”的金朝残余势力，随后南下入川，于1236年冬攻下成都，随后便率军北返，开府凉州，形成自己的兀鲁思（封地）。选择此地，阔端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西凉地区自古以来半农半牧的经济发展经营模式，能为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作战物资；另一方面，形成于西夏时期的灵州道、泾原道、熙兰道3条以凉州为中心、途经河西走廊的交通网络，将河西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这也使得凉州成为一个军事要地。另外，阔端虽以凉州为其统治中心，但其封土并不局限于河西走廊，原西夏故地（唐古惕）以及故金陇右、京兆（今关中一带）等地也均为其势力范围。《安多政教史》记载，华热部落（今甘肃天祝县及青海乐都、互助北山一带）的“吉家、李家、鲁家、杨家等等许多小土官”也都是“阔端汗部下后裔”。

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987年亥母洞寺遗址出土，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同批被发现的还有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写本《大千守护经中说五种守护吉祥颂》；刻本《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 《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 《佛说调伏三灾经》等等

雪域兵戈

成为一方诸侯的阔端一方面致力于经营西夏故地，另一方面也下决心将西藏地区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39年秋，阔端派他的大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途经青康多堆、多迈和索曲卡，进入前藏。

自从吐蕃王朝于9世纪后期瓦解之后，西藏地区走向分裂，出现了大小不同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书于16世纪的西藏历史文献《贤者喜宴》记载：“吐蕃本土经历两个派系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形成了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到10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僧人日渐增多，宗教势力遍及西藏。藏传佛教集团又与各地封建领主互相利用支持，有些寺庙主在当地封建势力首领的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和牧场，逐渐转变为寺庙封建农奴主，成为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

在青藏高原北部，进军的蒙古军就遭到武装僧人的反抗，因此烧毁了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几百名僧众被杀。据成书于15世纪的《青史》记载，多达那波的军队没有攻打位于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之间的达隆寺，是因为当时该寺笼罩上了一层迷雾，蒙古军不曾发现之故。据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波打到拉萨河上游著名的止贡寺，可是由于寺主有“法术”，祭起一阵神奇的石雨，才使蒙古军未曾将该寺破坏掉。其实，所谓“迷雾”和“法术”显系无稽之谈，被毁的热振和杰拉康两寺都属于噶当派，两寺僧人进行了武装反抗，因此遭到蒙古军的无情报复。达隆寺和止贡寺当时属于噶举派，教派不同，可能对蒙古军的态度也不一样，因此安然渡过了这场兵祸。

多达那波率军入藏，虽然其军队规模不大，在蒙古汗国当时向四方进行的军事进攻中只能算是一支偏师，因而在蒙古汗国的战史上甚至没有留下记载，但对当时西藏的统治集团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蒙古军轻而易举地重创了噶当派两个重要寺院，不但改写了吐蕃王朝以来历次战争中外军队不能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取得军事胜利的历史，其破坏规模也远超出当时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互斗，令藏地各个教派的僧俗切实体会到蒙古军的强大战斗力。大小教派和家族势力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无法组织有力的抵抗，纷纷向蒙古人表示归顺，寻求保护。多达那波率领的蒙古军在西藏留驻两年，其间再未发生武装冲突，而且还与当地僧俗势力和平接触和频繁交往，了解卫藏地区的宗教政治情况。

1241年，多达那波率军回师，结束了这次兼具军事示威与侦察性质的远征。他身上的另一个特殊使命，是与藏地上层取得联系，物色一位可以代表卫藏地方的人物前来议定归顺蒙古汗国事宜。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波在给阔端的信中写道：“在边地西藏，僧伽组织以噶当派的最大，顾惜脸面以达垅噶举派的领袖最甚，排场华丽以止贡噶举派的京俄为最，教法以萨迦·班智达最精通，迎请何人请示明谕。”

阔端最终选定了萨迦·班智达（“班智达”为智者之意）。1244年，阔端再度派多达那波等专程赴藏“邀请”萨迦。阔端写给萨迦的邀请信，里面既许以利益，“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方之僧众”。也预先驳斥了推脱的借口，“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你岂不是违反了你学法时的誓愿”；还发出直接警告：“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会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这封信写得真是软硬兼施，充分体现出13世纪蒙古人的外交作风。此时的萨班已年过六旬，要从位于日喀则的萨迦寺前往凉州，跋涉万里征途，岂是易事？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去的话，军队即来。若军队来此，就会给雪域西藏带来灾难。我是为饶益众生和牲畜，只好暂时前去，无有其他的裨益。”萨班毅然带领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二侄，迅即出发。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于1246年八月抵达凉州。

凉州会盟

时机不巧，阔端当时已返回蒙古高原参加选举继任蒙古大汗的“忽里勒台”。直到 1247 年年初，阔端返回凉州后，萨迦·班智达和阔端才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甫一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就给阔端留下了极好印象。藏文史书中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蒙古汗国早期奉行宗教宽容政策，阔端身边已有几位藏族僧人。但因他们不甚精通佛学，于是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均由也里可温（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和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迦·班智达到后，给阔端再度说佛，其佛学知识之博大精深及对佛理明白晓畅的讲授，令阔端叹服而更加崇敬佛教。于是下令从今往后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不能再坐上首，而由萨迦为首的僧众坐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这等于承认了佛教的优越地位。

但更重要的是，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迦·班智达作为西藏地方代表，对西藏地方归附蒙古汗国的具体条件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其具体经过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会谈的结果是很明确的，这就是《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这封致西藏各界的公开信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叙述了蒙古人对佛教与自己的敬重，称“此菩萨汗王（指阔端）敬奉佛教……对我之关怀更胜于他人”。二是向西藏僧俗首领晓以归顺蒙古的利害：“当今之势，此蒙古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窃以为瞻部洲已全部人于彼之治下”，“我等吐蕃部民愚顽，或期望以种种方法逃脱，或期望蒙古因路远而来，或期望与之交战而能获胜，凡以谄、诳、诡谲三种办法对待蒙古者，最终必遭毁灭”。反过来，若是归顺蒙古，藏地也能像畏兀儿一样获得优待：“畏兀儿之境未遭涂炭且较前昌盛，人民财富皆归其自有，必阇赤、库吏（财税官）、八剌哈赤（守城官）及别乞均由彼等自任之”。

另一方面，信里声明，蒙古汗国已经授予萨迦派代其管理西藏的权力，蒙古任用萨迦派人员为达鲁花赤；赐予金符银符，所有西藏地方的头人必须听命萨迦派的金符官，不得擅自行事。实际上，萨迦派扮演了蒙古政权在其藏地上的统治代理人角色。对此或许有人议论，萨迦·班智达是在假公济私，为自己的教派谋福利。当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占有寺院、属民等方面看，噶举派的势力要胜过萨迦派，因此多达那波寻觅谈判对象的首要目标其实是噶举派的京俄·扎巴迥乃。但此人不愿前往蒙古并推荐了萨迦·班智达，自动放弃了与蒙古人讨价还价的机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萨迦·班智达的做法其实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然，就像《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里提到的那样，“奉行蒙古法度，则必有好处”。归顺蒙古后，若惟命是听，原有地方上层“俱可委任官职”。作为交换条件，信里要求各地“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一式三份送蒙古、萨迦、各地长官各自存放”，同时绘制一幅详细标明归降地区和未归降地区的地图送交蒙古；另外则需开列向蒙古贡纳的贡物清单。萨迦·班智达对此专门提到，“吐蕃归顺者虽众，然贡物微薄，故其贵人们心中颇为不悦，此情至关重要”“贡物以金、银、象牙、大类珍珠、银朱、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卫地上等氆氇等物为佳”。

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由于信里已经明确，原有的地方上层，只要认可蒙古及萨迦派的统治权，就可以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在西藏僧俗首领中得到积极反应。《萨迦世系史》记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换言之，通过凉州会盟，西藏地方结束了自吐蕃王朝之后长达400年之久的分裂动乱，与中原王朝建立起正式的隶属关系，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蒙古汗国与西藏地方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建立起牢固的政治联系，并且利用宗教有效地对西藏进行统治；萨迦派因此依仗蒙古汗国的强大势力而显赫一时，也为后来元朝中央在乌斯藏地区行政体制的设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武威白塔寺的凉州会盟雕塑。在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努力下，蒙古汗国得以用相对和平的方式领有西藏

古寺沧桑

至于萨迦·班智达，他在历史性的会盟后并未返回西藏故土。凉州的地方资料和传说记载，萨迦·班智达在凉州期间，按佛教天地生成的理论，以凉州城为中央，象征须弥山，而主持修（扩）建了凉州四部寺，即幻化寺（白塔寺）、金塔寺（灌顶寺）、海藏寺和莲花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和北俱卢洲）。

在四部寺宗，尤其是白塔寺有僧众千余人，藏文史籍上称之为“凉州佛宫”，并非虚言。1999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通过对白塔寺遗址的联合发掘，还原“凉州白塔寺东西长420米，南北长440米，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四方设有四门，八座烽墩，犹如城垣。寺院建筑主要有山门钟楼、金刚殿和三宝股和大经堂等，各殿堂重檐七彩，雕梁画栋”，可见彼时的白塔寺气象是何等恢宏。

白塔寺“萨班灵骨塔”遗迹。元末之后，白塔寺因战火破毁，直到明宣宗时重修。至今寺中仍存有宣德五年（1430）的古碑《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中说白塔寺当年除大塔一座外，还有小塔五十余座，规模惊人

不仅如此，萨迦·班智达还驻跸白塔寺，以此为道场，广收僧徒，讲经说法，白塔寺成为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地区最大的寺院且声名远扬，慕名前来学习的僧人、朝圣信徒络绎不绝。成书于明末的蒙古史书《黄金史》云：“万众之乐，遵奉了萨迦·班智达的法谕，在边远的蒙古地方首次弘扬了教法。”18世纪的蒙古编年史《金轮千辐》云：“这是佛教最初在蒙古弘法开始。”如萨班讲经时，要由四名翻译把他的话分别译成蒙古语、畏兀儿语、汉语及当地的安多藏语方言。这种讲经场面之大，听众之多，前所未有。

这样的情形持续数年之久。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白塔寺圆寂，享年70岁（一说71岁）。传说遗体火化时，其头盖骨上显现喜金刚、文殊菩萨、胜乐、佛陀等佛像；膝盖骨正面上显现了观世音菩萨、羯沙流波坭、度母、不动佛等佛像；手指骨上显现了弥勒佛像；两耳骨上显现尊胜塔像并出现许多舍利。根据阔端的旨意，在凉州幻化寺建起巨大的灵塔，以安葬萨迦·班智达的灵骨。为永志纪念，当地人还为萨迦·班智达铸造了一尊金属造像。造像通高1.24米，头部为青铜质，戴尖顶帽；身躯部分为铁质，腿部呈跏趺坐姿，双手上下相叠，拇指相对，置于脐前；身披袈裟，着袒右肩衣。造像表情庄重而慈祥，展现了萨迦·班智达当年坐禅、弘法的容姿。这尊造像现存于武威市博物馆。

萨班造像，高122厘米，肩宽60厘米，铜头铁身合铸而成，现藏武威市博物馆

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同样留在凉州的八思巴继承了伯父的法位，成了萨迦派的教主。这时八思巴17岁。1253年，八思巴谒见忽必烈后，遂留在忽必烈身边，后来获封“帝师”，并赐玉印，任宣政院使以“统天下释教”（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八思巴遵奉忽必烈之嘱，在西藏地方协助元政府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于宣政院的地方政权，八思巴成为隶属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可以说，八思巴是从凉州步入宗教领袖和政治家生涯的。

白塔寺留下的兽面建筑构件。这座寺院因萨迦·班智达停驻，地位超然，原本建有大殿、僧房多处，可惜已经无存

至于白塔寺，历经数百年的岁月后，在1927年5月23日的武威8级地震里震毁殆尽，萨迦·班智达的灵骨舍利塔被震毁坍塌，周围小塔林更是不复存在，经堂、僧房僧舍、院墙等也未能幸免于难。整个白塔寺在这段时间里更像一座废弃的庭院，庭院中只剩萨迦·班智达灵骨塔下面一部分的台基。直到进入21世纪后，白塔寺复修了塔林、围墙，完成白塔寺内道路、纪念馆广场、绿化带以及莲花池、会盟桥的建设。如今，白塔寺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向世人展现出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凉州会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中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卢秀善《略谈凉州白塔寺与藏传佛教萨迦派》；赵永红《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樊保良、水天长《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李金芳《白塔寺的前世与今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