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出土的山料，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旱峡玉矿开采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100年左右，是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玉矿

1975年冬，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村民在村北偏西约100米处的一座稍高出地面的岗地整理土地时，发现一批商代遗址。驻扎在当地的考古队员对这片遗址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发掘，发现商代房基十余座、墓葬十余座、灰坑八十余个，这便是后来的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在这片商代遗址中，一座编号为5号的墓葬最为引人注目，它的规模并不算大，也没有商代王侯级墓葬专用的墓道，却出土了1982件随葬品，包括铜器468件、玉器757件、象牙器3件、宝石器47件，随葬品既多且精，为殷墟百年发掘史罕有。根据随葬青铜器铭文与殷墟甲骨的记录，学者们将墓主认定为晚商帝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亦称妣辛、后母辛），妇好墓因此成为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代王族墓葬（其他王墓均在早年被盗）。在对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展开研究时，研究人员注意到这批3000多年前的精美古玉传递出不寻常的信息：妇好墓的多件玉器材质为透闪石，即软玉，玉质极佳，矿物特征与中原地区古玉矿所产均不相同，其来源应当在新疆和田——这里所产的羊脂白玉名震天下。

河西走廊以西的广大地区，古称“西域”。在传统认知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始于西汉武帝之后张骞的“凿空”之旅。妇好墓中的玉器真的来自遥远的新疆吗？真是如此，说明早在张骞西行千年前的商代，和田白玉就已经进入中原，成为天潢贵胄喜爱的宝物。考古资料揭示的不仅仅是这些，实则距今10000到7000年前，中华大地东西区域间的交流就已经开启，这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史前基础。学者王巍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并非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是具有久远的史前时期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渊源，是经历了由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百川归海。”而玉文化见证了中华早期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贯穿了中华文明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个标志。

昆仑的神话与现实

《说文解字》称：“玉，石之美者。”然而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玉对人们的意义却远远不止于美石，它既是装点身体、凸显高贵的饰品，又是奉献神明、沟通天地的神物，更承载着构建礼制、区分尊卑的特殊使命，也正因此，古代中国人对高品质玉矿充满向往。在众多玉矿产地中，西北地区最为特殊。

西北美玉很早就出现于古代文献之中，相传黄河所出的昆仑山盛产玉石，《尔雅·释地》记载了各地玉料的特点：“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山海经》载：“昆仑山有琅玕树。”李斯《谏逐客书》载：“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正是在这些古老记录的基础上，《史记·大宛列传》将昆仑神话、昆山之玉与新为汉王朝所知的于阗（今和田）连接起来：“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神话终于有了现实世界的凭依。

传说虚无缥缈，而在今天的考古实践中，西北古老的玉器传统逐渐浮出水面。甘肃、青海常常发现造型奇特的古玉，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几件古玉可能就出自甘肃，说明古人早已意识到其价值。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北玉器与良渚、红山玉器大量流失至西方收藏家手中，由于这些器物均未经科学发掘，大多数来源不清，因此人们一直未能认识到中国西北存在独立的玉器文化。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的正规化，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陆续得到发现和整理，一个令人惊讶的古玉世界得以重见天日。1956年秋，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渭河上游陇西、渭源、武山三县开展文物普查，在众多仰韶、齐家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只玉环，这成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研究的开端。1975年，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24座墓葬里总计发现玉片、玉璜、玉板等300余件玉器，少者仅随葬1件，多者竟随葬83件。特别是一些随葬的玉片还留有截锯的痕迹，应当是制作玉器后剩余的边角料。这些发现证明当地不仅有浓厚的用玉风气，更存在发达的制玉业。此后，甘肃天水师赵村、永靖秦魏家、甘南磨沟、灵台桥村等30多个遗址，青海民和喇家、乐都柳湾等10余个遗址的发掘，均发现大量种类、造型、埋葬制度均高度相似的玉器，一个覆盖黄河上游大片地区的玉器王国在沉寂4000多年后终于重现。

齐家文化白玉璧，武威市皇娘娘台出土，齐家文化掀起了西北用玉的风潮

甘肃、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包含各类礼器、武器、装饰品和工具，琮、璧、璜、璋、连璧等，武器则有斧、钺、刀等。这些器物大多也曾经出现在其他拥有用玉传统的新石器文化中，例如玉钺起源于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玉琮则是环太湖地区良渚文明的发明。甘青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纹饰较为简单，大多为光滑的素面，简单的几何线条和钻孔也常出现，与东部在玉器表面雕刻神面纹的习惯判然有别。从玉器质地看，这些玉器使用的原材料以透闪石为主，蛇纹石、大理石、石英石等广义玉料也不罕见。总而言之，西北的古玉与中国东部相比，器型种类大致相同，纹饰却大为简化，呈现出一种粗砺、古拙的气质。

与新石器时代善用玉器的红山、良渚、龙山等文化相比，关中盆地以西的用玉传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在甘肃、青海兴盛一时的仰韶、马家窑文化社会中，彩陶文化高度发达，而玉器却寥寥无几，仅在天水师赵村、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发现数件，即便在庆阳南佐那样的王都级遗址中，都未发现成体系的玉器，证明此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像东方一样将玉作为礼制和信仰的寄托物，直到大约4300年前齐家文化兴起后，随葬玉器、制玉产业才开始在西北兴盛起来。一些学者认为，在葬礼和仪式中使用美玉并非西北地区本土社会的传统，而是在约4500年前，随着关中盆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向西传播来到甘青地区的“外来因素”。客省庄二期的玉文化同样来源于更远的东方，中国东部发达的玉文化在史前社会中如“接力”一般向西传播，最终在甘青地区扎下根来。可以说，这是一场令人瞩目的“东玉西来”运动，显示了中华大地文化趋同性的增强。

玉器在西北地区扮演着与“家乡”不同的角色，东部的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数量众多、做工精美的玉器被社会上层所垄断，特别是玉琮、玉钺等器型仅出现在少数拥有独立墓区的高等级墓葬中，表明玉器已经与礼制深刻绑定，成为统治阶级的身份象征；而齐家文化及后续的四坝文化中，虽然墓葬出土的玉器也有多寡之分，但出玉的多少似乎与墓主的贵贱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可能玉更多地被用于祭祀和仪式之中，社会上层并不靠玉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齐家文化弦纹玉琮，1992年甘肃省广河县出土，现藏临夏州彩陶馆。相对于东方擅长治玉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玉器造型较为粗放，似乎也并不作为贵族的身份象征

玉器未被少数人垄断，这或许是西北地区的玉器缺少东方玉器精美繁缛的造型和纹饰的原因，却也让高不可攀的玉器出现在更广范围、更多的遗址里。目前齐家文化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已达数千件，加上民间流通、流散海外者，数量还会更多。拥有如此大的玉器储量，甘青制玉业的原料来源又是哪里呢？

最早的玉矿

在齐家文化引发西北用玉“风潮”之前，这里零星发现的玉器，材质主要以蛇纹石为主。与此后流行的透闪石玉相比，蛇纹石玉硬度、透明度、细腻度都较差，且大多颜色深沉、杂质较多，因此档次较低，历来少为玉匠所爱。叶舒宪等学者认为，大地湾、师赵村等西北地区较早使用玉器的遗址与盛产蛇纹石矿的天水武山相近，出土玉器的色泽、花纹等也与武山所产相似，因此推断武山可能就是先民采玉之地。直到今天，当地群众仍会在山谷河滩中淘选被冲入河道的蛇纹玉石。或许先民获取的玉料也并非在矿脉中采掘，而是在河道中捡拾得来的，故而我们至今未发现这里的早期采玉遗址。

2014年，时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陈国科在出差途中途经敦煌，晚饭后与朋友散步消食，偶然在沙洲夜市的小摊上发现商贩贩卖玉矿石。陈国科此时仍在发掘甘肃马鬃山玉矿遗址，小摊上出现的玉矿立刻引起他强烈的好奇心，马上向摊主询问矿石来源，得知这些矿石为敦煌本地所产。此后一年里，陈国科通过不断沟通最终取得摊主的信任，在摊主带领下，他于敦煌市东南约68千米的干旱戈壁中发现旱峡古玉矿。经发掘，旱峡玉矿有矿坑116处、矿沟8条、房址8座。3条玉矿矿脉暴露于戈壁之中，略带浅绿色泽使矿脉与周边的砂石区别开来；在矿坑中到处散落着大量碎石块、碎玉料和用于采掘玉矿的石锤，在矿坑周边的平坦台地上，考古工作者也发现有不少碎玉料和石锤，推测为选料区，即玉矿矿工在矿坑中采掘了玉矿之后进行粗选的场地。矿场附近既有平地起建的地面建筑，也有建于地下的半地穴“窝子”，这些建筑都较为简单，房内除了简单的篝火和采矿工具、碎料外并没有太多其他遗存，表明这些房屋可能是玉矿矿工建造栖身的临时“窝棚”，而非用以长居。

旱峡玉矿遗址的半地穴式建筑，旱峡玉矿遗址位于敦煌三危山旱峡南口，有矿坑、矿沟、选料区、房址、岗哨等不同类型的遗迹，地表还存有大量石锤。2019年，这里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现场发现的碎玉料来看，旱峡玉矿所产大部分为透闪石，多为山料和戈壁料，玉色以青白色、黄白色最多，玉料细腻呈现油脂光泽，与新石器时代西北地区的常见玉料相近。而根据旱峡玉矿地面发现的陶片，最早来到这片荒漠中开采玉矿的先民归属当地的齐家文化、西城驿文化。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学者认为旱峡玉矿最早的开采时间应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玉矿晚期遗存中的骟马文化陶片表明，在齐家、西城驿文化衰落之后，这处玉矿的开采活动也未曾中断，采矿时间的下限甚至可以晚至公元前100年左右。也就是说，旱峡玉矿的开采持续近2000年，对应中原地区的历史，大致就是从夏代早期一直持续到西汉，甚至可能在张骞“凿空”之后仍然采掘了一段时间。旱峡玉矿是甘肃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玉矿遗址，从现场留下的线索看，当时玉矿的采掘活动零星、自发，并不成规模，采用的采掘工具主要为石器，未见金属，较为落后，采掘的矿石也多出自露天矿脉，因此旱峡玉矿并不是齐家文化及之后西北地区玉矿石的主要来源。虽然如此，旱峡玉矿的发现仍成为我们了解西北早期采矿活动难得的“窗口”。

敦煌旱峡玉矿矿坑遗迹。旱峡玉矿出产青白色和黄白色透闪石，虽然开采时间超过两千年，但采掘方式比较落后，因此这里并非当时西北玉料的主要产地

甘肃境内另一个重要的玉矿位于旱峡东北约230千米处的肃北县马鬃山镇，当年陈国科正是为汇报马鬃山玉矿遗址的发掘情况出差而凑巧发现旱峡遗址。马鬃山玉矿遗址又分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和寒窑子草场遗址，其中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规模较大，根据调查，遗址总面积达600多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5000多平方米中，发现房址124间、灰坑和石料堆积多处，除随处可见的碎玉料、石器，还发现少量铜、铁器，并存在多块用于炼铜的坩埚碎片。寒窑子草场遗址在径保尔草场西南约17千米处，已发现6座矿坑。径保尔草场和寒窑子草场地理位置相近、使用时间相同，据推测应当是属于同一片矿区的两座矿场。据碳十四测年结果，马鬃山矿区的使用时间约从公元前400年持续至公元前100年，即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中期。

甘肃肃北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其开采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中期，而且遗址周围还设有防御性建筑，可见此矿过去曾被某个强有力的部族控制

马鬃山玉矿所产多为透闪石，以山料为主，亦有戈壁料，常见青白玉与黄白玉，堪称佳品。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两处遗址均发现有类似岗哨的防御性建筑和铜箭镞等武器，表明马鬃山矿区可能处于某个势力的武力控制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谊时等学者在对马鬃山人群食谱的研究中发现，这些2000多年前的玉矿工人的食物主要是大麦，也有小麦、粟和黍；遗址中发现的杂草种子含量极低，表明在玉矿兴盛时当地的植被极为稀疏，水土条件很可能并不适合农业生产。同时，遗址中也没有发现大麦、小麦未经加工的穗轴，这些发现表明当地矿工的粮食极有可能并非本地种植，而是外来流入的。马鬃山曾经开展过规模不小的采矿活动，有相当多的常住人口，光靠偶尔为之的贸易根本无力支撑他们的口粮，因此马鬃山矿区很可能存在稳定、大量的粮食供应渠道。将这一切线索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推断，在战国到西汉约300年时间里，马鬃山玉矿都为当地某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势力所控制，这一势力不仅为矿区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让矿工们可以专心生产，更为矿区提供了武力保障，有效抵御了此时西北地区崛起的匈奴等势力。

马鬃山玉矿遗址出土的玉石

出土的陶片证明马鬃山矿区既包含当地流行的骟马文化，又出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充分体现河西走廊西段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面貌。有趣的是，这片玉矿的繁荣期，也正是中原地区昆仑美玉传说盛行之时。先秦文献《管子》曾提到“玉起于禺氏”“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玉出于禺氏之边山”，此处的“禺氏”即武帝命张骞所寻之“月氏”，而旱峡、马鬃山等玉矿所属的敦煌、酒泉就是月氏一族活跃之地，敦煌这一地名也源自月氏语言“敦薨”。《山海经·北山经》云：“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其中敦薨山、敦薨水据考证即敦煌附近的南山与流经敦煌市的党河，可见在《山海经》的世界观中，昆仑山本就距离敦煌不远，换句话说，旱峡、马鬃山等玉矿就在传说中的昆仑山附近，而以美玉驰名的昆仑即属于祁连山脉。

失载的商路

丰富的玉矿资源令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获得稳定的玉料供应，颇具规模的制玉手工业得以兴起，成为众多聚落的重要“产业”。1983年，甘肃武威计划在海藏湖开展生态治理，前期勘探中，人们在海藏湖底和海藏河东岸发现一批玉器、玉料、铜器。2017年，考古工作者再在此处开展调查，经发掘，海藏遗址共清理出齐家文化时代房屋1座、墓葬12座、灰坑11座。可以看出，海藏并不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聚落，可就是在这不起眼的遗址中，出土了包括384件玉璧在内的大量玉器。这些玉器在海藏遗址中显得格外耀眼，如果再把找到的锤、钻等加工工具，还有玉璧芯这类边角料考虑在内，便不难得出海藏遗址实际上是一处专业玉器作坊的结论。从随葬的玉料看，此地居民应当是一群专业的玉器工匠。

甘肃武威海藏遗址的房屋柱洞。海藏遗址很可能是一个负责对玉器进行粗加工的工匠聚落，所以留置此地的玉璧比较粗糙

负责制玉的聚落在齐家文化时期并不少见，武威皇娘娘台、张掖西城驿等遗址都发现过规模不一的制玉业遗存。海藏遗址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里出土的玉璧只有极少数外缘规则、表面打磨精细，大部分仅有钻孔，未经修整。而同时期的其他齐家文化遗址中，玉璧大多规整正圆、表面光滑，这表明海藏遗址生产的并不是玉器成品，聚落中的工匠只负责对玉璧开展“粗加工”，由此得到的半成品则在其他聚落进行精加工。而对海藏先民的遗骨进行检测后，学者们还发现，这些玉匠生前食用的肉类大大超过当地的平均水平，他们拥有较为优渥的生活水平。看来，海藏遗址只是齐家文化玉器产业链中的一环，从武山、旱峡、马鬃山等玉矿开采出的原石先被送到一个个这样的作坊，逐步升级为精美的玉器。在这一贸易网络中，来自大型聚落的食物保障了矿工和玉匠的生计，从业者们得以专心于玉器的生产制造。

成熟的产业必然需要充足的消费者。要消化掉如此巨大的玉器，光靠西北的聚落显然力不从心。下靳遗址是山西临汾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墓地，其中不少墓葬随葬有钺、刀、环、璧等玉器，种类与齐家文化相近。近年来研究者对下靳墓地出土的玉器进行材质检测，发现下靳玉器使用的玉料竟与甘肃马鬃山相同，也就是说，肃北马鬃山采掘的玉料被制成玉器后被运送到晋南的下靳。两地直线距离超过1400千米，其间居然存在贸易联系，令人吃惊（下靳墓地的使用时间约在公元前2500年，与马鬃山两处矿场的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约2200年的空白，证明马鬃山地区尚有更早的采矿活动，只是目前尚未发现相关遗迹）。陶寺遗址的发掘者何努认为，襄汾陶寺古城、芮城清凉寺等晋南龙山时代遗址出土的玉器，色泽与质感接近马鬃山（或甘肃另一处未经发掘的马衔山玉矿）所产玉石；与之同时代的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等陕北地区遗址的玉璧、玉圭，使用的玉料也与西北地区相近；夏代晚期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玉璋、玉刀等礼器与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同类器形制基本一致；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妇好墓、花园庄东地54号墓葬、黑河路墓地出土的黄白玉内部“窜糖”、致密温润，与甘肃所产透闪石相近；西周长安张家坡井氏家族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济阳刘台子中出土的玉器以透闪石玉为主，辅以蛇纹石玉，色泽、沁纹与旱峡、马鬃山等玉矿所产玉料相吻合。

西北与东部的玉器交流在昆仑美玉传说盛行的东周到西汉时期达到巅峰，著名的“侯马盟书”是晋国贵族们盟誓时以朱砂书写在玉片上后瘗埋的，学者认为这些书写盟书的玉片多是质量较差的甘肃透闪石玉；太原金胜村墓地为战国早期赵卿（或为赵简子或赵襄子），墓中出土玉器297件，经检测材质多为黄色或黄白色的透闪石和阳起石，应有不少出自西北地区；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一件玉璞料和玉口塞材质为透闪石戈壁料，可能来自新疆或甘肃；徐州狮子山王陵，为西汉前期某位楚王的陵墓，墓中不仅出土蔚为大观的精美玉器，墓主尸身上还覆盖了由4000余片玉片组成的金缕玉衣，学者对玉衣和棺椁上镶嵌的玉片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其原料基本与新疆和田所产的羊脂白玉基本一致。汉代以后，来自西北的美玉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各地土产的玉石，成为高端礼器、工艺品的主要材料。

如果这些对玉料来源的研究都能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至少从约4500年前开始，西北的玉矿甚至是成品玉器就已经开始挺进东方，为建立在玉器基础上的传统礼制提供了坚实支撑——文明元素的统一性是统一政治共同体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贸易网络如此庞大、影响如此深远，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虽然目前对这些联系的研究大多止步于肉眼观察和简单的检测，缺乏玉料来源的决定性证据，要弄清齐家玉器具体的流通方式仍有困难，但这为后续研究西北地区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途径指明了方向。

马鬃山玉矿出产的玉料。西北玉矿石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被运到中原地区，山西下靳墓地玉器所用原料就和马鬃山玉矿很是相近，或许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还会在这一区域发现更古老的采矿遗迹

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

先秦古籍《尸子》说：“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西北地区采玉之难早就为古人所知，要将玉石加工成玉器，再运到数千公里外，是什么驱动着史前先民跨越大半个中国开展玉器贸易呢？何努曾经提出一个假说：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玉器，根据尺寸大都可以被纳入8个等级，且齐家文化墓葬随葬玉器的多寡主要与死者生前占有的财富而非社会地位有关，它们可能是某种原始货币，特别是其中占大宗的玉璧标准化程度很高，可能在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都具有流通功能。甚至他还提出，石峁文化流行一种将较厚的齐家文化玉璧从中间剖开的做法，可能是为了将玉璧货币“一块变两块”。

大约距今5500—5000年前，我国西北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气候剧变，祁连山敦德冰芯气温降至8000年来的最低点，新疆柴窝堡云杉、桦等耐寒植物花粉含量上升，这一降温过程虽然在约500年后有所缓解，但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再次来袭，并长期持续。干冷化进程可能导致西北原本繁盛的马家窑文化农业社会面临危机，而此时正是陶寺、石峁和中原等地玉文化最为鼎盛之时，他们对玉料旺盛的需求可能是西北先民的破局之道。我们可以想象，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先民在祁连山脉找到众多蕴藏量巨大、矿质极佳的玉矿，并借助原料优势建立起采矿业和制玉业，通过与农业发达的东方地区贸易，重塑了濒临崩溃的社会。为此，西北地区还形成将玉矿、玉匠联系起来的内部贸易网络，并发展出了统合不同聚落、不同人群、掌握暴力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初具雏形的古国。

对优质玉矿的渴望，不仅驱使甘、青先民在身边寻找、开采玉矿，更让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新疆。新疆原本就与河西走廊一带联系密切，适应干旱的粟、黍、具有鲜明马家窑文化特色的彩陶都曾经由新疆向中亚传播，甚至远传至克什米尔地区；而大小麦、绵羊、黄牛、金属冶炼也由此进入中原。被获取美玉的渴望所驱动，甘、青的玉匠涌向天山南北，例如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就是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的西城驿文化移民所建立的。在这一过程中，和田等地的羊脂白玉被发现和开采，优质玉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河西走廊，并以此为中转，东去中原。河西雄关“玉门关”可能最早就是玉石东输的通道。作为寻玉的副产品，贯穿新疆、青海、甘肃的商路被建立起来，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就已运转了上千年。这样看来，张骞的凿空之旅与其说是“打通”了丝绸之路，不如说是“再发现”了“玉石之路”，让神话传说中的昆仑绝域成为现实，汉王朝终于意识到这条古老商路的存在和价值。此后，在汉匈战争中，河西彻底被纳入汉王朝版图，西域的贸易商路由中原地区直接进行管理，更大规模的商贸活动随之出现，东西交流由静水深流变成滚滚江河。

自此，“东玉西传”与“西玉东输”形成了有机统一。李白沉吟道：“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与长风同入玉门关的，还有无数冰山冻土下的美玉，它们经由玉门关踏上河西走廊，辗转进入中原腹地，在一代代技术高超的玉匠手中被雕琢成器，最终成为今日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随着驼铃声、琢玉声响起，胡风与汉俗相交相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