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电站内的1.2万多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状围绕着260米高的吸热塔，镜场总反射面积达140多万平方米，设计年发电量达3.9亿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

甘肃省玉门市老市区以南老君庙正前方，坐落着一口已经废弃但被保护起来的油井，被誉为“老一井”。2001年，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1939年大事记中，刻载铭文“甘肃玉门油矿第一号井出油”。玉门也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玉门市老市区以南老君庙正前方坐落着一口已经废弃但被人保护起来的油井，被誉为“老一井”。1939年3月13日，玉门油田的开拓者孙健初等人在此用人工方式打出第一口油井

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玉门油田是“铁人”王进喜的故乡，铁人精神的发祥地。玉门油田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创造史。中国第一个对形成陆相生油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油田、中国第一口多底井、双筒井、定向斜井、侧钻井，实现中国第一次顶部注水、清水钻井、火烧油层、油井压裂实验，建立中国第一个泡沫驱油实验区、混相驱实验区、自动化油井控制系统……一代代玉门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漠，创造出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多个“第一”。

每次挑战面前，玉门油田都通过创新破解发展难题。20世纪90年代，玉门的石油资源逐渐枯竭，与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玉门油田进入转型期。玉门油田继续创造新能源建设的第一——中国石油第一个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目、第一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第一条光伏支架智能化生产线、第一个大规模集中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第一个电化学储能电站……如今，这座“戈壁油城”已经实现从石油工业摇篮到新能源之城的华丽蜕变，为中国石油绿色转型作出积极贡献。

“陆相生油”论发现的油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由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成为国家经济乃至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流行至今并广为接受的是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成的，所以许多人认为“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这种推论之下，有人认为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中国就不可能有油。加上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然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开采和使用石油的国家之一。相关的记载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将之称为“石油”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但根据西方学者的逻辑，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地下几乎不可能有大规模石油存在。

1921年，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荣等人到玉门进行油田地质勘查，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谢家荣的这份报告详细描述了产油地点的地层与地质构造，是我国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玉门石油尚有探采价值，还特别提请当局重视石油矿产：“晚近各种实业逐渐发展，飞机、汽车、煤油机等，皆需油日多。其将长恃外国之供给耶，则不特利权外溢，而外国亦将有自顾不暇之一日，倘一旦来源断绝，则其影响于吾国前途者，宁非浅鲜，故深望当局对于石油矿深加注意也。”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铁路大半陷入日寇之手，沿海港口相继沦陷，进口石油通道几近断绝。而抗战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又极度依赖汽车，汽油消耗巨大，一时间竟出现严重的“油荒”，以至于有人喊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此时，著名地质学家孙健初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安排，开始在甘肃、青海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在呈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的《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中，孙健初以专业眼光指出，玉门一带地质条件良好，非常有希望找到具有开发价值的油矿，建议可考虑“战时开采”，以缓解“油荒”，支援抗战。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孙健初偕同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测量员靳锡庚等人奔赴玉门勘探地质。但当国民政府决定开发玉门油矿时，却遇到了大难题——没有钻机进行勘探。1938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致函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提出将延长油矿两部钻机调往甘肃玉门。为此，翁文灏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对此事极为重视。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延安八路军总部先后派出13辆汽车，将延长油矿的两部钻机运抵咸阳，并派出20名延长油矿技术工人同机前往支援。1939年3月，从延安调来的第一部钻机顺利运到玉门，根据地质条件，孙健初把第一号井定在老君庙北15米处，3月13日，方井开挖；3月27日，方井挖到23米见一油层，厚5.39米，日产原油1.5吨；8月11日，井深115.51米完井，自喷出油，日产10吨。这是中国自光绪四年（1878）由美国人主持的第一口现代油井在台湾出油以来，所获工业油流最多的油井，宣告第一座由中国人自主开发的油田出现在中国的大西北。

玉门开采出石油的消息震动全国，老君庙一夜间名闻天下。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历经1941年井喷大火和1943年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险，玉门油田仍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为支援抗战取得胜利作出积极贡献，也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为祖国献石油”

1949年，在解放军解放甘肃、挺进河西之际，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玉门油矿的安全问题。油矿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进行护矿斗争，特别是积极踊跃配合和支持人民解放军，使得国民党破坏油矿的企图未能得逞。1949年9月24日，在酒泉和平解放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组织由装甲车、汽车和骑兵部队组成的快速纵队，由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从张掖出发，以每小时20至25千米的速度向玉门进发。25日下午5时，快速纵队开进玉门油矿，受到全矿职工的热烈欢迎。玉门油矿完好无损回地到人民手中。

玉门油矿和平解放，揭开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篇章。在党的领导下，玉门石油人肩负起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军西进和志愿军入朝的历史重任，进而承担了为共和国建设石油基地的光荣使命。抗美援朝期间，玉门油矿职工热情高涨，探得多处含油构造。工人们还在短短几天内就捐款购买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石油工人号”。1951年1月，为提高钻机利用率，玉门油矿解放后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的郭孟和打破惯例，冒严寒、战冰雪，在海拔2500米的玉门青草湾地区钻井获得成功，开创我国石油史上冬季钻井的先河。1950年，王进喜转到凿井部当钻井工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6年11月23日，王进喜率领贝乌五队（1205钻井队的前身）用12台拖拉机将钻机整体搬至新井位，创下当天搬家、当天安装、当天开钻的纪录，开创中国石油钻井史上钻机整体搬家的先河。1958年10月19日，贝乌五队钻井进尺达5009.98米，创造全国钻井月进尺的新纪录。

1950年到1952年间，玉门油矿增加生产井30口，平均日产原油从264吨增加到388吨，3年共生产原油37.54万吨。1952年底，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14.26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1953年，玉门油矿被列入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一批技术专家、工人、学生从四面八方走来，机器设备、物资器材从全国各地运来。1953年12月15日，首批玉门原油运抵大连石油七厂，创造中国石油史上著名的“原油东运”传奇。

1954年12月，老君庙油田开始注水试验，后来这些经验又发展成为早期、内部、切割、分层注水，开辟了科学开发油田的新路。1957年，玉门油田原油年产量达75.5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7.78%。1959年，玉门油田生产原油140万吨，达到油田开发以来年产原油最高水平，占当年全国原油总产量的51%，撑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

1961年7月，甘肃玉门油矿机械厂工人用自制的机床制作钻头。1957年12月，新华社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玉门建成

老君庙油田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产量下滑的严峻形势，玉门油田根据地质规律，研究出合理确定自喷井长期稳定产量的最佳比值，为油田长期稳定高产作出了贡献。此后，许多油田以此为基础保障稳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玉门油田先后经历了60万吨稳产10年、50万吨稳产11年、40万吨以上稳产10年。其中老君庙油田依靠传统工艺的创新运用，做到了综合含水32年保持基本不升和原油产量相对稳定，创世界同类油田开发高水平。到2024年，经过85年的开发建设，玉门油田累计生产原油4098万吨、天然气19.27亿立方米，加工原油8140万吨，利税总额达402.54亿元。

随着我国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玉门油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石油资源，且担负起“三大四出”（大学校、大试验田、大研究所，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出技术）的历史重任，向全国50多个油田和炼化企业输送骨干力量10万多人、各类设备4000多台（套），承担起全国新油田建设的历史重任。1954年，玉门油田派出首批15名技术工人到上海，参加上海炼油厂建设；1955年，5000名玉门石油人西进柴达木，支援新油田勘探开发；1956年，先后有1.2万名职工开赴新疆，参加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建设；1958年，44个钻井队和3400多人奔赴巴山蜀水，参加川中石油会战；1959年，以王进喜、薛国邦为代表的1.8万名玉门人远赴东北，参加波澜壮阔的松辽石油大会战；1970年，1.4万人和1348台（套）设备奔赴陇东，参加长庆油田会战；1989年，近万名职工再出阳关参加吐哈石油会战，不到4年建成年产原油300万吨的吐哈油田……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我的家”，这首《我为祖国献石油》歌词最早由薛柱国1958年写于玉门，1960年薛柱国和王进喜一道参加大庆石油大会战时带到大庆，1964年由秦咏诚作曲，伴随着铁人精神的传播而传遍天下。著名诗人李季曾赋诗盛赞：“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玉门石油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形成慷慨无私支援别人、历尽艰辛发展自己的“玉门风格”，积淀了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玉门精神”。

玉门油田坐落于戈壁腹地，祁连山下，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油田、第一个石化基地……一代代玉门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漠，创造出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多个“第一”

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进入21世纪，开发清洁能源，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性的能源发展主题。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空间和未来发展提出严峻挑战，人们开始摈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应用技术与机制创新，发展包括风电、光电、核电、生物质能发电、地热能、氢能等低碳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能源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其中，我国的贡献超过50%。

玉门油田坐落于祁连山下的戈壁腹地。这里光照资源丰富，2019年，玉门油田抓住甘肃省启动新一轮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契机，建成中国石油第一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石油沟887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拉开玉门油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幕。5年来，玉门油田相继建成中国石油第一个大规模集中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玉门油田2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配套建成中国石油第一个电化学储能电站——玉门油田200兆瓦光伏并网电站配套40兆瓦/80兆瓦时电化学储能，并成为中国石油第一家实现绿电外送的企业。2022年7月，国家能源局向玉门油田核发绿色电力证书，这是中国石油历史上首次获得国家认可的绿证。

氢能已经成为能源行业重塑能源谱系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初，玉门油田结合河西走廊充沛的自然资源禀赋，首次提出将风光发电与制氢耦合的发展思路，变“油田”为“氢田”，落实“油气并举、多能驱动”发展战略。2021年1月，玉门油田积极利用玉门炼厂富余氢气，建成并投运甘肃省第一座集氢气压缩、装车系统和储氢设施于一体的氢气加注站，在甘肃、宁夏、新疆形成氢气供应链，累计销售氢气数百万标准立方米；2022年，快速建成并投运甘肃省首条中长距离输氢管道，连接玉门炼厂氢气加注站和玉门市化工产业园区；2023年8月8日，中国石油第一个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在玉门油田开工建设。与此同时，玉门油田联合28家涉氢企业、科研院校、金融机构共同筹建了氢能产业发展联盟，着力打造绿氢供应中心、氢产业装备中心、氢能应用先行示范区。2024年3月16日，该项目成功投产，通过输氢管道、管式槽车等方式，将所生产的纯度高达99.99%的氢气送至玉门油田炼化总厂、玉门老市区化工园区等，实现氢气从生产到利用的全流程贯通。

2024年3月16日，中国石油第一个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制氢装置在玉门油田投产，实现氢气从生产到利用的全流程贯通

不仅在玉门，地处河西走廊“蜂腰”地带的张掖市，也在超前布局氢能产业，推动“风光火氢醇”多能互补和“发输储运造”一体发展，实现氢能产业从无到有、逐步培优，产业链条加速形成。2023年8月，“中能建张掖光储氢热综合应用示范项目”一期1000标方每小时电解水制储氢一体化项目成功投运，标志着甘肃省首批“绿氢”产能供应市场，为“河西氢能示范走廊”补上重要一环。

中能绿电（张掖）新能源有限公司绿电制氢加氢示范项目位于张掖经开区循环经济示范园氢能·零碳产业园，是西北地区首个光储氢热综合应用示范项目。目前，项目一期已完成，进入试生产阶段，每天制氢量可达500千克，氢气纯度可达99.999％，可充分满足氢燃料电池车辆对氢气品质的要求，并且真正实现“绿电”制“绿氢”的环保理念，实现零碳排放。

新能源发展“创新地”

以科技创新推动能源转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以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河西走廊广袤的戈壁滩上，一台台风机迎风矗立，一望无际的光伏板熠熠生辉，源源不断的绿电正通过大电网送向远方。河西走廊，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河西新能源示范走廊”。

“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唐·岑参《赠酒泉韩太守》）昔日的河西走廊，在诗人笔下尽展天高地阔之美。今天，在河西走廊的大漠戈壁上，成片白色的风力发电风叶和荒凉的大漠交相辉映，形成一幅非常壮美的图画。

酒泉风力发电场。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酒泉，是我国风光资源储量最丰富、开发条件最为优越的地区之一，有“世界风口”和“世界风库”之称，丰富的资源优势和良好的区位优势，让其成为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玉门市玉门镇三十里井子，本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驿站，也是一个补水点，早年间这里有一口水井，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行至此处，必要打尖补水。后来，那口水井早已无迹可觅，地名却一直留传下来。1997年夏天，这里矗立起4架白色“风车”，这就是甘肃首批风力发电机组，不同于今天遍布河西走廊的“巨无霸”风机，它们体型瘦小，当地人习惯称作“四小天鹅”。这是酒泉市从丹麦引进的4台单机容量300千瓦风电机组，在玉门开展风力发电试验，从此这里成为甘肃乃至全国新能源发展的“试验田”和“创新地”。风电场平稳运行十多年后，2008年5月，玉门又建成第二个风电场——低窝铺风电场。本就有着中国石油工业摇篮之称的玉门市，又成为甘肃风电产业的摇篮。

玉门油田3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位于玉门市东镇光电产业园，建设规模300兆瓦、安装容量360兆瓦。建成后，年均发电量6.058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0.4万吨

“有风的地方相当于有矿。”风力发电已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能源技术。风力发电是指把风的动能转为电能，一台风力发电机与同容量的火力发电机相比，每年可减排1400吨二氧化碳。河西走廊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由于位于两山之间，形成狭管效应，因此风力较大。在河西走廊这一绵延1000多千米的狭长通道内，不但有“世界风库”瓜州、“风口”玉门，其他地区也分布着丰富的风能资源，具备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有“世界风库”之称的瓜州县，千百年来，云起风飞、沙袭城郭，大风带给这里的人们无尽的灾害，曾经因为怕外人知道风大而不敢来投资。然而，从风能角度看，这又是天然的宝藏。受特殊地理及季风影响，瓜州的风冬春季尤其强，与水电互补性强，且境内干旱少雨，适合风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风电场选址于广阔平坦的戈壁荒漠上，可利用面积大，土地成本低，是全球最适宜建设大型风电场的区域之一。为把风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清洁能源优势，2006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河西风电走廊，打造西部‘陆上三峡’”的战略构想。作为我国首个获批的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6年甘肃中电瓜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万千瓦项目入驻瓜州，拉开风电开发序幕以来，目前，共有中国华能、中国华电、中国大唐、国家电投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等34户大型风电开发企业布局瓜州风电市场，建设风电场58座，安装各类型风电机组5400余台。截至2024年1月1日，瓜州县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已经突破千万千瓦，达到了1165万千瓦，相当于三峡大坝装机容量的一半左右。瓜州风电项目累计年发电量突破1500亿千瓦时，实现产值达450亿元。风能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瓜州的经济发展，使其成为“全国风电装机第一县”，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和“中国风能产业强县”。

“绿电”外送

广袤的戈壁上，铺天盖地的光伏板，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犹如蓝色海洋。稀少的降水与充足的光照，使得河西走廊的太阳能资源也十分充足。太阳能光热发电被认为是具备成为基础负荷电源潜力的新兴能源应用技术。在甘肃省敦煌市向西约20公里处，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电站之一的首航高科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在戈壁滩上闪耀。这座被称为戈壁荒漠上的超级光热发电站于2018年12月底并网发电，占地面积相当于780个足球场，由1.2万面镜子组成。每面镜子采光面积为115平方米，以同心圆状在地面排列，如同向日葵般追逐太阳，将阳光反射汇聚到圆心一座260米高的吸热塔顶端。在那里，熔盐被加热到500摄氏度以上，之后通过高温熔盐发电。白天存储的高温熔盐可以在夜晚继续发电，从而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行，将绿色能源不断输往中国各地。

2023年10月12日，位于瓜州的“双塔一机”风光热储一体化项目——三峡能源三峡恒基能脉瓜州70万千瓦“光热储能+”项目东西双塔全面封顶。整体项目总规划装机70万千瓦，包括10万千瓦光热储能发电项目、4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和20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其中，10万千瓦光热储能发电项目是目前在建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熔盐线性菲涅尔光热电站，集热面积130万平方米，配置了8小时熔盐储热系统。

规模大了，发电量多了，怎么把电送出去，建设外送通道就成为关键。位于甘肃瓜州的±800千伏特高压祁连换流站，是国内首条以输送新能源电力为主的特高压工程，也是甘肃省首座特高压换流站。作为首次实现“特高压入湘”的工程，这里每小时输电功率可达800万千瓦，每天送电量为1亿多千瓦时，可满足湖南常德、株洲、湘潭三座城市每天的总用电量。目前，甘肃绿电外送全国25个省份，外送规模位居全国第二。2024年上半年，甘肃电网外送电量246.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97%；其中新能源电量120.94亿千瓦时，占49.11%。

2024年8月21日上午10时，甘肃送北京的首笔绿色电力交易顺利实现，这也是西北地区绿电首次进京。来自北京的30家电力用户和甘肃的142家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了这次交易，预成交电量2597万千瓦时，其中，风电占31%，太阳能发电占69%。

如今，源源不断的“绿电”通过“新能源＋煤电＋特高压”模式外送。5G巡检机器人、三维可视化监测、大数据算法优化煤炉运行等技术助力河西走廊火电调峰企业与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稳定发展，以数字科技为支撑的能源基地在戈壁滩上拔地而起，河西走廊呈现出“追风逐日、风光无限”的景象。

钍基熔盐堆核电站

2023年6月7日，国家核安全局正式发布《关于颁发2MWt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运行许可证的通知》，而项目的选址就位于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市民勤县红砂岗镇。

核能发电是利用核反应堆中核裂变所释放出的热能进行发电，是实现低碳发电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国际上公认有6种第四代裂变核反应堆型：超高温堆、超临界水堆、气冷快堆、铅冷快堆、钠冷快堆和熔盐堆。钍基熔盐堆（Thorium Molten Salt Reactor）简称TMSR，又称液态氟化钍反应堆，是熔盐堆的主要堆型，由于其固有安全性高、核废料少、防扩散性能和经济性更好等特点，近年来成为国际先进核能研发的热点。

钍是一种带有钢灰色光泽的金属元素，高熔点、高放射性,原子序数90，广泛分布在地壳中，钍作为宇宙中最原始的核素之一，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于独居石、钇钍石和钍石等矿石之中。众所周知，铀已经广泛用于核电发电，在自然界中，钍比铀含量上高出3—4倍，由于唯一天然存在的钍同位素（钍-232）是一种可裂变材料，而不是易裂变材料，因此，钍在历史上很少被用于工业发电。但钍-232在高能中子的轰击下，会发生一系列核反应生成易裂变材料铀-233，进而持续分裂释放能量，如果对钍加以利用，与含量0.7%的天然铀比较，单位质量的钍能量将是铀的40倍，能够提供核燃料的长期支持，为核反应堆提供动力。

围绕着钍的核能应用，印度、日本、美国等国均表现了热情。20世纪50年代，包含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开始了对钍核能反应堆的应用研发。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曾选择钍基熔盐堆作为发展民用核能的起点，但限于当时的科技和经济水平，后转为压水堆。钍基熔盐堆技术起源于美国，但由于种种技术问题被放弃。而现今，中国着力攻克各类技术难关，成为钍基熔盐堆核能发电技术的卓越引领者。2011年，中国科学院部署启动首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计划用20年左右时间，在国际上首先实现钍基熔盐堆的应用，同时建立钍基熔盐堆产业链和相应的科技队伍。我国铀资源储量有限，再加上开采成本昂贵，对外依存度高。从产业自主掌控的角度来说，大力发展以钍基熔盐堆核电为代表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也成为避免“资源卡脖子”的选择。

核电站一般都建设在江、河、湖、海旁边，然而我国的这座钍基熔盐堆核电站却建在武威市。因为熔盐堆由于采用无水冷却技术，只需少量的水即可运行，适用于干旱地区，这使在内陆修建核电站成为可能。从长远看，熔盐堆输出温度可达700℃以上，除用于发电，在工业热应用、高温制氢、氢吸收二氧化碳制甲醇等多个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对于发展核能综合利用意义深远。

河西走廊，不仅是集众多极致风光为一体的风景走廊以及众多文化遗产于一身的文明走廊，如今，通过创新引领，它已经成为一条囊括石油、天然气、风光电、核能等为一体的能源走廊。

（参考资料：李赟《玉门油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张立生《谢家荣留美归来第一年》；李旋《电力赋能 助力地方经济“加速跑”》；左玉丽、王占东《瓜州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千万千瓦》；范培珅、马希平、任延昕《科技助力河西走廊新能源稳定发展》；上海建工《钍基熔盐实验堆于甘肃武威建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