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

深耕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如此称赞道：“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1975年版《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也表达了同样意思：“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最重要的300项科技发明中，中国有175项，占总数的58%以上。”放眼望去，其中的“佼佼者”，莫过于被李约瑟正式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造纸术有利于人文精神的传播，火药推动了欧洲社会历史的变革，印刷术为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在此之前，从未有哪项发明如同它们一样，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而将世界地图铺陈，不难看出，中华文明正是在东西贯通的历史机遇中产生出对世界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河西走廊留下了重要的剪影。

悬泉再现西汉纸

范晔在《后汉书》中说: “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焉，故后人咸称蔡侯纸。”自此，蔡伦与造纸术便深深绑定在一起。但随着人们认知的不断进化，开始探讨蔡侯纸与造纸术的关系。至唐张怀瓘《负暄野录》，已经有“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的辩证声音，提出此为造纸术改良者的看法，认为在蔡伦前已有纸张存在，蔡伦完成了技术层面的改进，使得更高品质的纸张得以出现。这种解释，也在20世纪中叶一批纸类考古发掘出现后，更加经得起推敲。

20世纪中期以前，造纸术的中国归属权，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广泛共识。1949年后，我国先后在陕西、新疆、甘肃等地多次发现古纸：西安“灞桥纸”、居延金关纸、扶风中颜纸、天水放马滩纸地图、敦煌悬泉纸等等。伴随这些“西汉纸”残片的出土，以及古人已有认知，渐渐分化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纸；第二种，认为蔡侯纸并非首创，西汉已有含丝质纤维的“絮纸”；第三种，以现代考古为依据，提出西汉造纸说。不难理清的是，这三种观点，最大分歧就在于是否承认西汉纸，但这样的讨论并没有涉及中国作为造纸术发源地的地位，反而正是由于这批汉纸的出现，完整了人们对中国造纸术早期发展情况，以及地理上传播轨迹的认知。

西汉天水放马滩纸地图，最大残长8厘米，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1986年6月，甘肃考古专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5号汉墓发掘出土一幅地图，纸质薄而软，受损成不规则碎片。地图出土时呈黄色，直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1989年5月，以潘吉星为代表的学者对放马滩纸做了反复分析化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又因其出土墓穴为文景时期（前176—前141），便将其鉴定为至今为止最古老的地图用纸。在造纸史上，则成为西汉已有麻纸的一大例证。

紧随其后，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甘肃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全面清理发掘时，一批古纸的出现再度吸引学界目光。悬泉置遗址历经西汉、东汉，下限可至魏晋时期，前后延续近400 年，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邮驿遗址。此次发掘，出土大量简帛文书文物，此外还有丝麻制品、家畜骨骼等，被评为1991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悬泉置出土西汉纸，上有“持书来”三字,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悬泉置遗址共出土纸张460余件，《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对这批古纸的形貌特征、时代、成分、用途等进行初步分析判断：“麻纸，460余件。根据颜色和质地可分为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褐色薄、白色厚、白色薄、黄色厚、黄色薄8种。纸上写字者多为白色和黄色纸。时代从武、昭帝始，经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及晋，沿用时间较长，并与简牍伴出，对研究纸的发展变化提供较多的实物资料。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纸质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装物品。用于书写者质细、光滑、较厚；用于包物者则很粗糙……”

经过研究者进一步科学分析，其中表面粗糙、纤维不匀、无帘纹的纸张，应为“浇纸法”所成；少部分纸张较薄，有帘纹，纤维分布均匀，应为“抄纸法”制造，有些还加有淀粉和滑石粉之类的填料使纸面平滑便于书写。它们分列于不同层位，据学者李晓岑分析，有一定深度的第3层和第4层均为未受干扰的西汉层，其中出土的纸也确定是西汉古纸。

悬泉置出土西汉纸，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通过对其研究发现，人们在当时已经开始运用麻类等植物纤维来制作纸张，同时当地干燥的环境气候也易于其保存

更为难得的是，悬泉置出土10件纸文书中，有9件为汉纸，其中写有“细辛”“付子”等中药名的被认为是用来包裹物品的痕迹，而其他类似文书内容的遗迹，则说明少数纸张已经开始用于写字。这其中有字纸的比例极低，仅占2%—3%左右，同层出土含有大量信息的简牍才是彼时书写材料的主流。这似乎也解释了西汉纸与造纸技术缺乏记载的原因。

在潘吉星等中国古代科技史大家的定义中，传统纸应为以植物纤维为主，经过机械、化学作用形成的片状物。从原料上看，相比蔡侯纸采用“树肤”“渔网”等原材料，悬泉置乃至西北地区发掘出的大多数汉纸在原料上多采用麻布、麻绳等麻类植物纤维，纸面上肉眼可见未打散分离的麻布和麻绳残块，也是彼时纸张制作停留在“初级阶段”的证明。但学者对样品进行分析后，观察到从悬泉置出土的这批古纸，已经呈现出从浇纸法逐渐发展为抄纸法的进步。从这个层面上说，悬泉纸的发掘，突破了其作为西汉纸例证的简单意义，而是成为中国造纸术动态创新的一个缩影。抛却对西汉纸与造纸术之间尚待厘清的关系讨论，这也似乎再次提醒我们，重大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尝试与积累后才呈现出今人所知的面貌。

在多数关于“造纸术西传”的资料记载中，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是公认的起点。这一年，唐朝军队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带领下和东来的大食国军在中亚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拉兹）激烈交战，一批唐朝造纸工混迹于战俘中，将中国造纸技术带到中亚，并打造出之后畅行中亚的“撒马尔罕纸”。到9世纪末，纸在中东地区使用越来越普遍，到10世纪，已经完全取代莎草和羊皮成为书写工具。受此惠泽颇深，生活于10—11世纪之交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纳迪木写道：“中国人在用大麻制造的中国纸上书写，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品。”11—12世纪，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欧洲，在欧洲人从黑暗时代转入启蒙时代的转折中大放异彩。在可以想象的历史场景中，往来东西的旅人在悬泉置停留驻足，无形间见证并参与了文明的流动。

首创“字母”活字

在李约瑟对于“四大发明”的早期描述中，造纸术与印刷术常被合二为一。两种新技术的持有，赋予中国古代文化欣欣向荣的局面。纸与印刷术关系之密切、地位之等同，不仅在于使用上的相互成就，对文明进程的影响亦有并蒂花开之势。如美国学者卡特便认为“在欧洲木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是最后的决定性因素”“造纸术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尽管被列入四大发明的是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作为其先声的雕版印刷却功不可没，“自有印版，文明之化，乃日以广”，它带领人们从手抄书的原始积累时代走出，深度参与到知识文化的高效传播历程中。1900年，敦煌藏经洞大量唐五代文献被发现，后被斯坦因盗走，入藏大英图书馆。其中一部印于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印刷墨色均匀，文字雕刻精细，是现存有明确日期记载的最早雕版印书。

以《金刚经》为标志的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并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的盛唐之际，回鹘势力在漠北和东部天山地区活跃，并在东西文化交流通道上建立了地方政权。随着9世纪中期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大批回鹘人南迁，其中一支在甘肃张掖、敦煌、武威处生活，被称为甘州回鹘，也称“河西回鹘”。位居丝绸之路重要交汇点，他们逐渐掌握了各种提振本族文明的方法，反之又躬身入局，成为大历史创新脉络中的重要一环。其对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和改进，是最显著的例证。

在敦煌莫高窟，自20世纪初至今，共计有1152枚回鹘木活字实物以不同形式被发现。第一次，是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到达敦煌，在对莫高窟北区第181窟（敦煌研究院编号464窟）的盗掘中，发现968枚回鹘文木活字，其中960枚入藏法国吉美博物馆，8枚由伯希和分别送给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吉美博物馆图书馆馆长佛朗索瓦·马库瓦回忆，当初这些木活字布满泥土，被清理干净后放入定制的带有三层抽屉的盒子中，馆藏编号为MG25507。在木盒里还有当年伯希和试印活字的一页笔记本纸，上面印有十几个活字的印文。也许是受当地干燥气候成全，这批木活字保存得十分完整。第二次，是俄国人奥登堡率领的考察队于1914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盗掘时发现，共计130枚，现存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前，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收集了6枚。第四次则是敦煌研究院考古所于1988—1995年发掘莫高窟北区时， 在B56窟、B59窟、B160窟、B162窟、B163窟、第464窟等6个洞窟内发现，共计48枚。这也是唯一一次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连同之前的发现，这54枚木活字现由敦煌研究院收藏，并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与民族学研究所雅森·吾守尔博士进行了考释与研究。这四次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大小、形制、质地、构成完全相同，均宽在1.3厘米，高2.1到2.2厘米，每枚木活字表面均有墨迹和磨损，说明曾经频繁印刷过书籍和文献。

回鹘文木活字，莫高窟北区出土，现藏敦煌研究院。回鹘人发明的木活字，从字符设计体系上和技术上，都对活字印刷术西传产生重大影响

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囿于泥活字的缺陷，应用并不广泛，但受其启发使用各种材料制作活字、改进印刷的试验却屡有出现。元大德二年（1298），农学家王祯成功使用木活字，并在采用这种方法印制的《农书》卷尾，详细介绍了他的木活字印刷情况。他用此法印制自己主持编纂的《旌德县志》，全书6万多字，不足一个月，便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王祯也许并非第一个发明木活字印刷的人，但却是首次将其记录下来的人。

与此同时，在西北部，以佛教为国教的西夏，面对大量佛经印刷的需求，也已经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并在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主导印刷活动的官员。西夏保留下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即1991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相比于毕昇采用液态黏性药剂处理木范、难以再利用，西夏人改用竹片夹木活字字模，再用碎木块木屑填充捣实固定的做法作为改良。地缘上的优势，让地处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很容易吸收到先进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但文字体系的区别却激发了回鹘人非凡的创造力。

西夏文仿造汉字创立，总计6000多个，从数量上来讲比制造一套汉字活字容易得多。但回鹘文与汉文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体系。回鹘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回鹘文则是一种以粟特字母为草体的音素文字，由19—20个字母组成，字母分为词首、词中和词尾三种不同形式。早期回鹘文曾横写，从右往左；后来改为竖写，行文从左往右。这种文字体系，使得回鹘在创制活字时就天然地面对着如何创新的课题。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兼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杨富学表示：“回鹘文木活字首先考虑到了回鹘语形态变化，也考虑到回鹘文字为拼音文字这一重要因素。根据回鹘语的语言特点，创造出了不同于汉字活字的新类型的活字，就是以包括音素、音节和词为单位的混合类型的活字，其中已经蕴含了现代字母活字设计的思想和原理。”

《维摩诘所说经》，西夏文泥活字印本，12世纪前期印制，1987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现藏武威市博物馆。该印本为现存较早的泥活字印本之一，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西夏人改造使用的实证

在这样的要求下，回鹘文活字制作起来，高、宽可相等，但长度不一。杨富学还举例说：“汉字一般是一印表示一字，在大多数情况下，回鹘文活字亦可如此，但动词是个例外，不能这样使用。如回鹘木活字作为动词，若不与后缀结合，就不能构成完整的词义，因为它需用后缀来表明时态和条件式等。回鹘文的后缀形式很多，每词可达数十种之多，如将动词的完整形式逐一各刻一个活字，那么，单动词活字就起码需10万个以上，这是很难想象的。就像英语，一个词根后面可以有无数个词缀，这样庞大的数目是无法检字的，所以回鹘文活字创造性地把词干和词缀分开，便于检字。”制作工艺上，回鹘木活字常采用西北多见的梨木、枣木为原材料，经浸泡、晾干、抛光、涂油等工序制成；由专业书写工匠进行写样后，将回鹘文字母或词缀、单词、标点符号等反印在木活字上，顺着墨迹进行雕版，使之呈现凸起状反文；再锯截活字、分类、取字排版，最后刷印。回鹘文活字的创造者不仅掌握了活字制造的基本方法，也将回鹘语形态结构的完整知识完美应用于设计之中，这才让字母木活字的出现成为可能。

世界范围内对于活字印刷术起于中国早有共识，法国印刷史家古斯曼认为，中国活字技术有可能在蒙元时期经两条路径传入欧洲，其一是与回鹘人有接触，后来居住在荷兰的亚美尼亚人将活字技术在卡斯塔尔迪进行活字印刷试验时传入欧洲；还有一种可能是谷登堡在布拉格居住时掌握了通过中亚和俄罗斯传入欧洲的有关活字技术的思想。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表示：“如果印刷术由东方传到西方的过程中有过那么一个中间环节的话，既熟悉雕版印刷又熟悉活字印刷的维吾尔人，极有机会在这种传播中起重要作用。”

以回鹘木活字的发现为例，这一时期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发现，“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活字印刷术西传两个世纪的过渡时期，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2000多公里，其本身更是成为文化研究和传承的重要实物。”

“火力”起源实物资料

火药，这一从中国炼丹炉中走出的神秘燃料，通过对武器的革命，最直接地改变着世界格局。中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并有确切年代的火药配方，出自炼丹方士清虚子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所著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火药被发明出来后，将火药包用抛石机发射出去，就是原始的火炮。中国最早记载火药武器的文献，是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成书的《虎钤经》：“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也。”而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由曾公亮等人主持编纂的《武经总要》，则第一次将军用火药配方公之于世：“火药法。用硫黄一斤四两，焰硝二斤半，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捣为末。”学者王兆春在《中国火器史》中赞叹：“它们的正式公布，标志着我国军用火药发明阶段的结束，进入了军事家把硝、硫、炭按一定的组配比率配制火药，制成火器用于作战的新阶段，这在兵器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新时代的意义。”

于是，我们在南宋防御战大师陈规的《守城录》中，读到了最早的管状火器。据记载，绍兴二年（1132），陈规在守卫德安时，创造性地用长竹竿装上火药，制造了20余条火枪，点火焚烧敌人的攻城器械。但在敦煌艺术作品中，对同类武器的记录则要更早。

曾经伯希和从敦煌劫取的绢画，全部入藏法国吉美博物馆。其中一幅《降魔变》（MG17·655），场面宏伟、人物众多，描绘了释迦得道前施展佛法打破魔王波旬的壮丽场面。释迦位于画面中心，四周魔军蜂拥而至，其右侧上方有一头顶上生有三条毒蛇的恶魔尤为特别。他手持形态奇特的筒状兵器，末端有一个圆柱体长竿，筒口喷出熊熊烈火。李约瑟甚至大胆地想象认为：“这支火枪除了装有火药外，里面还塞满金属弹丸或碎金属和碎瓷，这些随着火焰一起射出。”据1974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敦煌幡画和绘画解题目录》可知，该画创作年代为10世纪。如此，相比于宋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此绢画，无疑将火枪发明时间又提前200年之多。

《降魔变》，五代，绢本设色，纵144.4厘米，横113厘米，出自敦煌藏经洞，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释迦牟尼左上方，有一个头顶三条毒蛇的恶魔，手持圆筒形武器，喷射火焰，有学者据此认为火枪最早出现于950年左右

战争是科技创新的主要路径之一，接下来，“按照火器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管状纵火类火器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能够发射弹丸的管状火器只是时间问题了。”就在宋代开始利用火器对抗周边政权时，其他政权也自然而然地发展起相应的火器技术。1987年9月，甘肃武威市在署东巷修建家属大楼开挖地基时，在距地表3米多深处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遗物，其中出土金碗2件，金钵1件，饰、珍珠、银锭22件以及其它西夏文物。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一门小型固定式火炮。

铜火炮，西夏，长100厘米，重108.5千克，甘肃省武威市出土，现藏武威西夏博物馆。与火炮同时出土1枚实心铁弹丸、0.1千克黑火药，均在火药室内，火药有粉末和颗粒两种，经检验分析，已失去爆炸性能，说明铜火炮当时已经使用过

在此之前，我国有着最早明确铸造纪年的火炮，是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元代至顺三年（1332）的铜火铳，但这并不能证明火炮发明于此开始。武威出土的这门小型固定式铜火炮，长100厘米，重108.5千克，由前膛、药室和尾銎组成。前膛长17.5厘米，炮口内径10厘米，外沿铸固箍，药室外突呈椭圆形，腹尾85厘米，上有小孔，可置引火线，尾銎中空，口大底小，如喇叭形，两侧各有1—1.5厘米的对称方孔，用来安装铁栓，连接支架，并起耳轴的作用。虽造型简单，制作粗糙，但通过对出土环境的考证，可以说明它至迟不晚于西夏灭亡的时间——1227年出现，由此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管形火器。在北宋、西夏、金冲突剧烈的年代，军事科技伴随着东西交流、战争需要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同步革新。1234年，金朝灭亡，宋元战争接续上演，火药与火器的使用深度参与其中，并传到东亚邻国。

褐釉瓷蒺藜，现藏武威西夏博物馆。蒺藜是一款有着军事用途、外观奇特的爆炸性火器

关于火药之用，鲁迅曾有句名言：“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其实，从上面的回顾不难看出，中国发明火药开始是用于军事领域的，不仅如此，火药的秘密也随着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世界，“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鲁迅的本意，在于讽刺积贫积弱的封建中国对既有科技利用不充分，进而导致中国火药与火器发展陷入停滞与倒退。科技的创新程度，从来就与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支持密不可分。

从“飞天”到载人航天

及至明朝，佛郎机和红衣大炮在战场上做着最后的表演。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火药的史诗》中探讨了彼时火药作为一种推进剂的使用，从最早收录在《武经总要》中“带火的羽箭”，到南宋“地老鼠”的爆竹形式，都预示着火药与一种新型事物的密切联系。明代《武备志》开始提到一种有翼火箭弹，其送药筒设计在体内，当风向适宜，就可以点燃导火线，直飞敌阵。待火箭推进剂快燃尽时，炸药自动起爆，释放出有毒烟雾。外表用油纸糊数十层，两侧安装人工辖风翅两扇，在适合条件下直飞入城。李约瑟指出：“这就是当今飞达平流层之外的有翼火箭的开端。”

“飞天”是敦煌壁画中出镜率最高的形象，也是敦煌文化的代名词。进入科学的时代，借助科技进步，人类飞天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再遥不可及。火药也脱离了只服务于军事的意义，被和平利用。在古代火箭的启发下，现代火箭在20世纪被设计出来，服务于现代航天事业。从历史中走来的河西走廊，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创新基因，在新世纪继续成为文明进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将发展“两弹一星”事业，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提高到了战略地位。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孙继先、陈士榘带领两支队伍开赴大西北，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选定在甘肃省酒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交界处建设中国第一个导弹靶场，随后成为中国第一座导弹发射试验基地。这里地处内陆深处，地势平坦、人烟稀少，既可确保军事情报安全并远离平民生活区，还满足发射测控所需的开阔视野，虽然偏远，但仍处于北方中部地区，可以保证多类型航天项目从发射到入轨皆在国境内。这里被命名为酒泉发射基地，后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自成立开始至今，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创下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1960年，中国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在这里发射成功；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在这里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并安全返回；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成功用一枚火箭发射3颗科学实验卫星。来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各种突破令世界瞩目。而今，在中国四大航天发射场（另三处为西昌、太原和文昌卫星发射中心）中，它不仅是中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也是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中心。

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着成功发射近千枚火箭、导弹和30多颗卫星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被选定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飞行试验场，承担火箭的测试与发射，上升段、运行段、返回段测量，航天员陆上应急救生，以及飞船返回着陆等工作。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行试验成功；到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搭载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升空；再到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出舱作业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漫步……中国航天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走过的自主创新之路，让千百年的飞天梦变为现实。据统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启的30多年来，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70多项，取得发明专利4000余项，推动航天产业跨越式发展，并辐射带动原材料、微电子、机械制造、化工、冶金、纺织、通信等领域快速进步，极大促进了我国科技水平整体提升。而今，属于中国航天的“空间站时代”也已经到来，我国更加坚定地走上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之路。

1999年9月25日，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垂直总装厂房的“神舟一号”船箭塔。“神舟一号”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的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地处东西文明汇流之地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便深谙其道。先后聚居于此的人们，在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产过程中，彰显出宝贵的创新能力；在与其他文明长期碰撞和磨合中，又充当了演绎传播的重要角色。尽管它并非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几大发明的起源地，却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诠释着中华文明的创新是连续的、开放的、和平的，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写着世界文明的创新进程。

（参考资料：李约瑟著，刘晓燕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火药的史诗》；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王进玉《敦煌壁画中的科学技术》；常燕娜《敦煌悬泉置出土古纸考述》；李晓岑《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彭金章《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华静《回鹘文木活字：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赵玲《纪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6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