坞堡射鸟画像砖，魏晋，长42.5厘米，宽21厘米，厚6.5厘米，2001年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出土，现藏高台县博物馆。画面左侧绘有一坞堡，墙上设有垛口。堡外大树上有两只黑鸟停留，树下男子正引弓射鸟。有学者认为这是沿袭自汉代的“射雀”（射爵）题材，表明主人祈福封爵的愿望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汉代先声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拓千里河西走廊之后，将匈奴浑邪王及其所率4万余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五原、西河五郡塞外，置“五属国”以处之。于是自“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在当地人口不多的情况下，为巩固对河西的统治，进而“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汉廷“稍发徙民充实之”。这些移民来到新家园的初期，只能完全依赖朝廷从产粮区调拨粮食和必需的生活、生产物资。更不用说，在遥远的路途中，人与牲口本身就要吃掉大量粮食（和饲料）。史书记载，“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河西走廊自然也是如此。按主父偃的说法，秦始皇时从今山东半岛渤海沿岸将粮食运往河套，结果是“三十锺而致一石”，到达目的地的粮食是输出量的1/192。汉朝的技术水平大体与之相当，移民实边的代价不可谓不惊人。

但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从武帝朝开始，一批又一批中原移民，扶老携幼，移居河西走廊，河西地区因此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61270户，28.2211万口。“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一个汉人社会，从无到有地在河西走廊上建立起来。

同样也是在汉武帝时，汉廷“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平帝元始三年（3）又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规定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称为“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皆教授儒家经典。随着汉代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大力推行，儒学在华夏大地广为传播，迅速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战乱时期，有不少中原儒士曾经避祸河西。两汉之际，名儒班彪就从关中西行投靠了军阀隗嚣（“得陇望蜀”的当事人之一），后撰写《王命论》，规劝隗嚣东归光武帝未果，遂赴河西，为窦融从事，窦融接班彪以“师友之道”。这样一来，儒学自然也就深入到河西走廊了。

在敦煌等地发现的汉简里，就有《仓颉篇》和《急就篇》的残篇。这是两种古代的识字课本，能在汉代河西烽燧遗址中发现，说明即便是河西的边塞军人或其子弟也在学习汉文化。1959年以后，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和早滩坡汉墓群又相继出土一批汉简，其中就包括“仪礼简”，共存469简，27298字。每一简上有字60个左右，都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字体写成。《仪礼》简称《礼》（《礼经》），为儒家五经之一，主要讲述士大夫应该遵循的冠、昏、饮、射、聘、觐、丧葬、祭祀时的礼仪规范。武威出土的《仪礼》与后世《十三经注疏·仪礼》在篇题、目次、文字、用词方面互异者达3000多处，展示了一个未经后人篡乱的汉代原版经典，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仪礼》简，汉，1959年出土于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根据简牍形制看，武威《仪礼》简可分为甲乙丙三类，包括《士相见之礼》 《服传》 《燕礼》 《泰射》 《丧服》等篇，是儒学在河西走廊生根发芽的证明

另外，武威汉墓里还曾出土过“王杖简”。其内容丰富，五份皇帝诏书中既有尊老养老，高年赐王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法规。譬如，对于高年老人皇帝要赐给王杖，因为上端安有木雕的鸠鸟，也叫鸠杖。受鸠杖的人相当于六百石的官吏，鸠杖是皇帝赐的信物和凭证，如果有人殴辱持鸠杖者，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众所周知，“孝道”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尊高年，授王杖”的目的也是树立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而“王杖简”的出土，也证明河西走廊虽只是汉代的边郡，其儒学普及程度却与中原腹地无甚差异了。

漆木鸠，汉，现藏武威市博物馆。此物是汉代七十岁以上老人所用“鸠杖”上的把手

《王杖诏书令册》简，汉，1981年出土于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现藏武威市博物馆。简文记述了朝廷赐老人鸠杖的法令以及对破坏鸠杖之人的惩处措施

在长期的儒学熏陶下，汉代的河西走廊已经出现了几位著名儒士。譬如东汉中期的敦煌人张奂，称得上文武全才。论武，他历任安定都尉、武威太守、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等职。论文，他师从太尉朱宠，而朱宠为桓郁弟子，桓郁是桓荣之子，桓荣又是汉明帝之师，所以张奂是名副其实的经学名门正宗出身。他治《欧阳尚书》（今文《尚书》的一种），学术旨趣偏向今文经学。张奂在政治上倾向清流，反对宦官，因此也被“党锢之祸”牵连而禁锢在家，于是“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成为一代大儒。值得一提的是，张奂还有位名气更大的儿子张芝。他好学善书，尤精草书。他习学名家崔瑗、杜操的草书，创制了今草和游丝草。其书体精劲绝伦，被后人称为“一笔飞白”，他本人更被尊为“草圣”。

此外还有曹全，也是敦煌这一河西边郡出身。曹全的家族中，高祖父、曾祖父、祖父都被举为孝廉，在朝廷做官。曹全受家传儒学影响，侍奉叔祖母、继母极尽孝道，被乡人称颂为“重亲致欢曹景完”。曹全先在敦煌郡当了一名小吏，后受征辟任凉州治中、别驾等职，也举了孝廉。为纪念他在邰阳任官的贡献，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王敞等人为其立石纪功，树立了著名的《曹全碑》（现存西安碑林）。此碑堪称汉石中的至宝，也令曹全名垂千古。

 倡儒兴教

东汉以降，儒学却进入一个衰微时期。按隋代人的说法，秦代以来的图书典籍曾经遭遇“四厄”。除去秦代焚书与王莽之乱外，东汉后尚有董卓之乱和晋末之乱。由于政局的剧烈变革和战争的频繁激荡，儒家失去了独尊地位。东汉末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一个多世纪后，西晋又是“永嘉之后，寇窃竟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然而，就在中原的儒学受到战乱及佛、道、玄学冲击而陷入衰落之际，偏远的河西出现了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人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景象，与“五凉”政权统治者的崇儒政策有很大关系。前凉的实际建立者张轨本身出身于陇右望族。其家族世代举孝廉，以专攻儒学闻名。张轨掌控凉州后充分认识到，对待根深蒂固的地方豪强，用武力镇压只是权宜之计，最重要的是对豪强子弟和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于是，张轨把兴学重教作为治理之本，着手振兴儒学教育：“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这里提到的“别驾”全称别驾从事史，又称别驾从事，是古代的职官名，为州刺史的佐官，因其地位较高，出巡时不与刺史同乘一车驾，故称“别驾”。魏晋时期沿袭设置，作为州府中总理众事务的官员。《三国演义》里向刘备献出两川地图的张松，担任的就是益州别驾。张轨给予崇文祭酒以如此高的地位，足见其对儒学教育的重视。

而在张轨之后的前凉统治者里，张寔以秀才拜为郎中，“学尚明察，敬贤爱士”； 张茂 “虚靖好学”；张骏“十岁能属文”；张重华“宽和懿重，沈毅少言”；张祚“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可见张氏家族崇儒重文形成传统。张骏统治时期，把州学改为国子学，此外还设立讲堂，建筑门阙，还刻写石经，立辟雍明堂。因此也有人说：“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轨以来，号有华风。”

“五凉”中另一个政权西凉的创立者李暠，其父李昶曾官居前凉“世子侍讲”，可见家族文化之厚重。李暠本人“通涉经史，尤善文义”，“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撰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辛夫人诔》等数十篇诗赋，堪称魏晋六朝抒情赋文中的上乘之作。这样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当政后非常重视发展文教事业。西凉立国之初，戎马倥偬之外，李暠就积极在敦煌创办学校，“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他还亲考学士，量才擢用，知人善任，对整个敦煌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

法藏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西凉史事，涉及西凉末代君主李恂死守敦煌，但遭北凉军引水灌城的记录。且该文书提到大量西凉在敦煌所造建筑，比如李暠“立泮宫”“学生五百人”

如果说前凉与西凉算“十六国”中少见的汉人政权，这些做法尚属情理之中的话，在河西走廊里，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凉国”同样不自觉地模仿汉制，崇尚儒学。对此，陈寅恪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张轨、李暠皆汉族世族，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学……其他创业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譬如南凉的秃发利鹿孤曾因当时“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敝”而向群臣问策，祠部郎中史暠提出：“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虽是鲜卑人，却从善如流，开办学校，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史书上对此评价：“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到南凉的末代君主秃发傉檀统治时期，其子秃发明德归“年始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檀览而嘉之，拟之曹子建”，可见南凉统治集团当时的儒学素养之高。

至于五凉中的“终结者”、一度统一河西走廊的北凉政权，其开国君主沮渠蒙逊虽出身“卢水胡”，却以尊儒重学闻名。他曾专门修建游林堂，亲率群臣在此“谈论经传”，并“图列古贤之像”加以效法。当北凉军队攻克西凉国都酒泉后，得到“雅好儒学”的宋繇，“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歆（西凉君主），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在外交上，沮渠蒙逊对江左的东晋、刘宋称藩。元嘉三年（426），北凉派使者向刘宋政权“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河西走廊与南朝京城建康（今南京）相距遥远，北凉与南朝也不接壤，使节往来，途经异国，路途艰辛。然而沮渠蒙逊却只求儒家典籍，其崇学之风，可见一斑。

／建元十二年（376）墓表，前秦，武威金沙乡赵家磨村出土，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墓表文字9行，每行8字，内容为“凉故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安定郡乌氏县梁舒字叔仁夫人故三府录事掌军中侯京兆宋延女名华字成子以建元十二年十一月卅日葬城西十七里杨墓东百步深五丈”。此年前凉亡于前秦

儒士辈出

在各政权统治者的优容、鼓励之外，五凉儒学的繁荣，根本原因还是社会安定的背景。陈寅恪就指出：“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西晋结束三国鼎立不过二十年，“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便接踵而来。人口密集的中原成为各路军阀和民族酋豪纵横驰骋的疆场，百姓横遭屠杀，惨遭蹂躏。放眼整个北方，只有河西走廊远离乱源，再加上统治者倡名教兴政治的活动，使得“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这些避乱河西的移民里有不少儒学名士。他们依靠当地相对安宁的环境和宽松的政策，保存和阐扬他们的学术。譬如陈留江琼，原任西晋冯翊太守，“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以后子孙皆精于虫篆（古文字学）训诂。到江式时，其家族学术在河西已传延七世。流寓河西的关陇士人中还有杜预的儿子杜耽。杜预，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东南）人，是西晋平定东吴的大功臣，也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尤以《左传》学见长，自言有“左传癖”。“八王之乱”中，杜耽带领宗族避乱河西，自己在张轨手下任职。杜氏家族从此居住凉州长达70余年，期间，杜氏家学“世业相承，不殒其旧”。这些家族都有学术根基，进一步壮大了河西的士林队伍。

 英藏敦煌文书S.113《 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是现存唯一的西凉纸质户籍文书，也是敦煌文献中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每户五行，登记户主籍贯、身份、年龄，家庭成员的年龄、丁口统计等信息，殊为珍贵

五凉时期的河西走廊，不光是侨寓学者的学术热土，还涌现出一批本乡本土的儒士。譬如酒泉人祈嘉，青年时期他前往敦煌求学，“贫无衣食”，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著名的经学家。所谓“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就连前凉的统治者张天锡也称其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敦煌人阚骃也是“博通经传，聪敏过人”，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时人谓之“宿读”。北凉主沮渠蒙逊很敬重阚骃，任以秘书考课郎中之职，让他常随左右，以备治道咨询。

而当时的河西走廊“学术界”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郭荷一系的经学传承。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他是秦州略阳郡（今甘肃秦安）人，出生于经学世家，其六世祖郭整，在汉安帝、汉顺帝朝，就曾多次拒绝朝廷征召。郭荷效仿祖上淡泊仕途，便离开略阳故居，来到张掖，隐居在东山寺结庐讲学。其门下弟子众多，最著名的是郭瑀。虽然是同姓，但郭瑀是敦煌人，与郭荷并非同乡。尽管如此，郭荷去世之后，郭瑀还是在老师墓旁结庐守孝3年。随后郭瑀隐居于临松薤谷（今张掖市南祁连山），潜心著述和授学，扬名于世的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以刘昞的成就最大。

青白玉卧羊，前凉，高8厘米，长15厘米，宽6厘米，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灵均台，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刘昞也是敦煌人，出生于儒学世家，父亲刘宝就以儒学著称。刘昞从小受到家学熏陶，14岁时，拜“多才艺、能属文”的郭瑀为师，深得郭瑀器重，并以女相许。在郭瑀的精心授业和指导下，刘昞遂成为郭瑀弟子中的佼佼者。

与师辈一样，刘昞起先“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在家乡开办私学，“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但是，据有敦煌的李暠自称凉公、建立了西凉政权（400）后，刘昞却出仕了，担任儒林祭酒、从事中郎等职。这可能与时局的变化有关，在十六国时期的河西走廊，后凉的短暂统治堪称一大倒退。眼看政治废弛、经济衰败，刘昞自然“绝进趣之途”。而西凉建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前所述，李暠是汉人，崇尚儒学。他还“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和“当时文武群僚”，并亲自为图作赞语。他突破帝王将相的藩篱，将孝子贞女等普通百姓与“圣帝明王”同壁。这从汉代凌烟阁以来，在历来的官画中恐怕是第一回；又亲自作赞，这就更是第一回了。他的做法鼓舞了朝野上下奋进，使得西凉国土成了时人向往的地方。李暠对刘昞更是十分尊重，曾对他说：“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不言而喻，将刘昞比作诸葛亮，实在是一大赞誉了。

刘昞虽然政务在身，仍旧手不释卷。一次李暠看他过于劳累，就对他说：“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刘昞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在这段时间里，刘昞利用空之暇余，翻阅古籍，著作颇丰。

嘉兴四年（420），北凉灭西凉。沮渠蒙逊统一了河西走廊。好在这位“胡夷之杰”并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人物。他以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对“凉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用之”，罗致大量人才。对当时学富四海、名闻遐迩的刘昞更是敬崇备至、委以重任、拜为秘书郎，专管注记；又“筑陆沈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后来，北凉主沮渠牧犍更是尊刘昞为国师，亲自致拜，还下令百僚“北面受业”。刘昞一生经历了五凉各朝，死于北魏前期。后来，倾心汉化的北魏孝文帝在诏书里称赞刘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使“河西人以为荣”。

斐然成就

在流寓河西与本土儒士的共同努力下，乱世中的五凉儒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譬如阚骃本人还曾给王朗《易传》一书作注，甚为当世学者所推崇，使学者“籍以通经”。另外，前凉学者宋纤也曾校注《论语》。

至于刘昞的著作更多。史书上说，包括“《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

发达的史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略记》是刘昞删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书而成的一部通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其内容只记载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班固的《汉书》仅仅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历史，《东观汉记》也只断断续续记载了东汉至曹魏的历史。三者卷帙浩繁，内容多重复，于是刘昞将其去繁就简，加工整理成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当时的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方便，这不能不说是刘昞在史学上的一大贡献。至于《敦煌实录》10卷，在《隋书·经籍志》署名为刘景撰。刘景即刘昞，因唐修《隋书》时为唐高祖之父李昞避讳而改称刘景。这是记载敦煌历史的我国第一部实录本编年史。而他在任北凉秘书郎期间，还修成《凉书》10卷。《隋书·经籍志》中录有该书，并标明是“沮渠国史”，但未录作者姓名。此书是专门记述前凉史事的纪传体国别史，也是第一部详细记载公元4世纪河西历史的史书，刘昞不啻是专门记载河西走廊地方史的第一人。

五凉时期的著作，大多散佚，有的可能在唐以前就已失传。但在当时，这些著作不仅在河西地区广为流传，而且为南北朝学者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对促进南北之间的史学交流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北凉与南朝通贡时，凉州的使节还向江左朝廷献上大批图书典籍，计包括《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政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共计二十种一百五十四卷。其内容涵盖经学、史学、文学、别集、天文、历法、数学等各个方面。譬如其中赵政所著《甲寅元历》，最早提出改革闰法，代表了当时历法的先进水平，为后来大名鼎鼎的祖冲之编定《大明历》提供了参考。

从时间上看，五凉历时不过百年，但在此期间河西走廊儒学兴盛，对后世的影响很是深远。439年，北魏破姑臧，灭北凉。“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其中包括许多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如敦煌索敞、张湛、武威段承根等。当时，北魏统治集团拓跋氏虽与南凉的秃发氏同源，但汉化程度远远不及，其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更缺乏儒学人才，故而对河西走廊的大批硕学名士“皆礼而用之”。比如索敞是刘昞的学生，他迁入北魏京城平城后，就因其儒学造诣而被拔为中书博士从事教育。“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子弟，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经过河西学者的努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或曰“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

宋绍祖墓铭砖，北魏，山西大同宋绍祖墓出土。宋绍祖是敦煌宋氏，北魏灭北凉后被迁至平城，官至幽州刺史，封爵“敦煌公”，死于太和元年（477）

另一方面，礼仪律令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可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对于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十分陌生。“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后，典礼之用，故有阙焉。太祖世所制车辇，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倡导儒学，也相应保存了这些儒家礼乐制度，正好补其所阙。因此，西凉主李暠曾孙李冲在北魏朝廷备受重用，官至中书令、侍中，既是北魏三长制和均田令的创立者，又是各种礼仪、官制、律令的制定者。凡“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于李冲；“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可以说，北魏的典章制度正是在河西学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李冲所在的陇西李氏也因此成为北方的显赫士族，“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这仿佛就是一个缩影，体现出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所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华文化传统传承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高荣《河西通史》；赵向群《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马志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西儒学略论》；姜德《敦煌史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