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甘肃武威雷台墓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可以说是河西走廊最为知名的古代青铜器

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王朝的历史起始于夏、商和西周，即所谓的“三代”。这三个最初的王朝继承、总结和扬弃了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文化成果，影响深远的信仰、礼制和统治原则被建立起来。不无巧合的是，三代乃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作为最早被中国人大规模利用的金属原料，青铜合金贯穿了夏商周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社会生活，对青铜的利用被认为是各部族“万邦林立”到王朝“唯我独尊”的关键，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冶铸完成了从简单器物到复杂器物的“进化”之路。虽然今天的我们可能无法厘清哪些技术来自本土创生、哪些又来自域外传播，但不容否认的是，青铜合金、套范分铸、焊接等技术第一次在古代中国被完美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青铜时代在世界视野下既风格鲜明，又独占鳌头。而东周之后出现的令人目眩的鎏金、错金等新技术，以及独步世界的钢铁冶炼，也无不与早期的金属冶铸实践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说，古代中国青铜冶铸上的探索和创新不仅塑造了无数国之瑰宝，更塑造了历史本身。

然而，直到现在，对中国的青铜器是本土发明还是外部传入的问题还存在着分歧。坚持本土发明说的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都已经出现高温陶窑、大规模的人力调动、专业化的手工业等促使早期金属冶炼铸造活动产生的要素，且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与同时代其他地区流行的技术差异明显；支持外部传入说者认为，中国早期的金属利用呈现出一种“爆炸式”态势，从几乎没有金属冶炼铸造活动到出现高度成熟的青铜器，缺少中间过程。且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金属器物出现时间明显更晚，因此中国青铜时代的来临有赖于外来技术的传入。然而任何一方都无法否认，在中国金属冶炼史上，以河西走廊为核心的西北地区是中国本土金属冶炼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这片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带，中国最早的铜器以粗糙、稚嫩的方式萌芽，不断创新，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撑起礼制社会，开启全新的历史阶段。

我国最早的青铜器

在冶炼青铜器之前，烧制陶器是中国古人用火制造器物的开始，中国早期铜器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先民们通过制造陶器掌握的较为先进的高温控制技术。对于众多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学者们来说，寻找中国金属冶炼铸造史从哪里开始的答案，可称得上是毕生的追求。目前我国出土的最早金属制品是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的铜片、铜管以及1983年在陕西渭南北刘遗址中发现的铜笄，这些遗址可以追溯至5500—6000年前。然而，由于学界对姜寨和北刘铜器（片）的出土地层仍有争议，且这些铜器（片）材质均为黄铜（铜锌合金），而黄铜冶炼工艺极为复杂，不大可能出现在金属冶炼早期阶段，因此尚难将姜寨、北刘发现的铜器看作我国用铜的源头，更无法认为此时的仰韶社会具备了持续生产铜器的能力。

我国真正具备说服力的早期冶炼遗存正是出于甘肃境内。1978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西部东塬乡林家村北台地上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一件铜器，虽然锈迹斑斑，但从其轮廓仍可辨认出这是一只铜刀。它长12.5厘米，宽约2.4厘米，刀体平直、刀背微弓、刀刃略弧，整体线条流畅成熟，刀身下部铸有短柄，从柄上微痕来看，曾装有木质的把手。研究者认为，林家铜刀的铸造方式为双范铸造法，铸造者在一块范上先雕刻出刀的形状，将这块刀范与另一块平板范合范，浇入铜液后得到刀坯，再经冷锻和打磨后铜刀最终成型，技术相当先进。林家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广泛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年代距今约4750年。经成分检测，林家铜刀中含有约6%的锡金属，也就是说，林家遗址发现的不仅是我国已知较早的铜器，更是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青铜器。

青铜刀，马家窑文化，甘肃临夏林家遗址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刀铸造时间距今已有4700年以上，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刀

与此前陕西、辽宁零星发现的早期铜器不同，林家遗址还找到了与之配套的冶炼遗存——54号灰坑中的3块“矿渣”。这些矿渣内部已经形成了金属结晶，其外层则仍然保留着孔雀石的特征，表明已经过人工冶炼，却因冶炼失败而被遗弃。经检验，这些矿渣中含铜36.5%，含锡6.47%，其含锡量与铜刀相近，说明林家铜刀应当是在本地铸造而非外部输入的。另一方面，铸造铜刀使用的矿料与灰坑中含锡量相近，表明冶炼可能使用了本地矿石，其中掺杂的锡元素是这些矿石中伴生的“杂质”，而非刻意添加。依据这些线索，我们似乎可以推论，最迟在4700年前，河西走廊东端已出现本地的金属冶炼和铸造业，专业的采矿活动或许也相伴而生，尽管此时这一产业链仍处于创生初期，但从0到1的阶段永远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关于林家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到底是本土探索的产物还是域外文化交流所致，学界仍有争论。但林家遗址发现的矿渣暗示，当时马家窑工匠冶炼矿石、铸造青铜器的技术极不成熟，在关键工艺上仍在不懈实验中。看来，这里的金属冶炼确实还处于探索期，而非来自成熟技术的输入。

在林家的冶炼遗存出现后，西北地区更多遗址中发现了金属制造业留下的痕迹——甘肃兰州永登蒋家坪遗址出土一件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铜刀，经检测其材质属于锡青铜；甘肃酒泉高苜蓿地和照壁滩遗址发现马厂类型红铜铜块和铜锥各一件，铸造技术为热锻成型，这些遗物相当零碎不成体系，却也暗示在马家窑时期的冶炼活动继续在河西走廊地区延续，此后齐家文化密集的金属制造正源于此时。

甘肃是我国的铜业大省，截至2016年全省已发现铜矿产地86处，其中河西走廊以北的北祁连成矿带最为丰富，仅金昌市就占全省铜矿储量的59%，张掖市也占有9.3%，丰富的矿石储量让早期的铸铜业在这里蓬勃发展，滋养了西城驿这一中国最早的冶铸中心。

金山国家矿山公园，位于甘肃金昌金川区西南。这里以规模宏大的露天矿老坑闻名，也是金昌盛产铜矿的缩影

探索中国早期金属冶铸的热点

西城驿遗址位于甘肃张掖明永乡东北，此地正处于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水河流域，自古以来便是商贾来往的要冲之地。从2007年开始，这里的发掘便成为探索中国早期金属冶铸起源的热门项目。考古工作者在西城驿遗址多个地点采集到了铜矿石、矿渣，此后又在张掖金塔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敦煌西土沟等地发现相似的遗存。根据陶器判断，这类遗存与西北盛极一时的齐家文化同时，两者之间既有差异，又有紧密联系，因此将其定名为与齐家文化区别开来的“西城驿文化”，时间大约在距今4100—3600年。经过2010—2013年的考古，西城驿遗址除发现大量陶器、石器、房址外，还有冶金遗物2000余件，包括42件金属器和大量矿石、炉渣、石范等，表明此处曾是一座包含金属冶炼和铸造业的手工业聚落。42件金属器包含刀、锥等工具和环、泡等饰品，以及尚待加工的铜块，经检测其中既有红铜器，也有铜掺入砷、铅、锡、锑等元素形成的合金。在西城驿发现的矿渣中鲜少发现这些元素，证明铜器中出现的金属元素并非矿石中本就有的杂质，合金生产当是刻意而为。可是，铜器中铜之外元素的添加比例无明显规律，这又说明在西城驿铸铜的工匠尚未完全掌握合金技术。结合遗址中发现的铜器大多体积较小、制作粗糙，可以认为当时西城驿的金属冶铸活动尚处于起步期，工匠们仍在摸索铸铜工艺。

铜矿石，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该遗址距今约4100—3600年，这些矿石也是甘青地区首次经过科学发掘获取的层位明确的铜矿材料

有趣的是，与西城驿时代同期的齐家文化曾出土大量青铜器，如武威皇娘娘台出土铜锥等铜器30余件；海藏遗址出土铜锥、刀等器物12件；青海互助总寨出土铜刀、锥等6件；贵南尕马台出土铜环、铜镜等49件；2008年开始发掘的甘肃临潭磨沟遗址更是出土铜器300余件，可谓数量巨大。然而，齐家文化遗址中却鲜少见到铸铜遗存，擅长治玉的齐家文化先民可能并不掌握铸铜技术。而在发现铜器的齐家文化聚落中，又常常可以寻得出自西城驿文化的陶器。西城驿遗址出土的铜器虽多，却与较大的冶炼规模不相匹配，换句话说这里生产出的绝大部分铜器已经运走，而非用于自身消费。

铜锥石范，西城驿遗址出土。因为中间下凹的深槽，推测铸造物应该是锥

学者认为，从文化面貌来看，西城驿文化的主体应当是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后裔，因此他们很可能继承了这里早已有之的金属冶铸传统。而齐家文化则是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向甘、青传播后与马家窑原住民融合而成的“新来者”，此前关中地区出土的铜器屈指可数，可见他们很有可能并不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彼无我有，在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杂居的河西走廊地区，金属器贸易可能已经出现。根据对西城驿遗址出土人骨的分析，当时居民的食谱中除了粟、黍和麦，还有较高比例的肉食，可能来自聚落之外，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不少齐家文化玉器。似乎可以推测，在史前的河西走廊，存在齐家文化提供玉器、牲畜，西城驿文化提供金属制品的贸易模式，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陈国科将其称为“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诚如是，那么中国最早的专业金属冶铸分工体系便源于西北地区，先民们在河西走廊，创造了最有利于铜匠生产的社会结构。

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中国青铜礼制的起源地，在其最早的一、二期地层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以锥、凿、刀等为主，其中青铜刀的器型与同时或略早的齐家文化铜刀相同，而在齐家文化墓葬内也曾发现酒器陶盉，其造型也与二里头遗址几乎一致，这表明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西北的金属冶铸技术可能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被传至中原，夏王朝加以改造，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青铜时代。到商代，古人将铜炉温度提高至1200℃，使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

新技术的引介

经过长期的积累，河西走廊的金属冶铸技术来到“进化”的边缘。处于中原与西域之间，连结东西的地理优势为西北古文明引入全新技术、催动革命性创新提供了便利。

铜斧，齐家文化，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出土，其内残留有朽木

铜耳环，齐家文化，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出土

这一革命的标志出现在出土铜器甚多的临潭磨沟遗址中。该遗址发现的数件青铜斧，斧身略呈亚腰型，其首部有开口，空腔一直延伸至斧身内部。这种被称为“空首斧”的青铜斧既非当地传统，亦未曾流行于中原地区，却是当时亚欧草原上盛行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常见的器物，其广布于伏尔加河流域、东欧大草原、西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和新疆，覆盖范围远至芬兰和摩尔多瓦，这让我们将西北地区的铜器制造业与整个欧亚大陆的金属冶炼史连接起来。

铜斧，齐家文化，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出土

在约4200—3800年前，从中东欧迁徙至阿尔泰山地区的印欧人发展出了高超的冶炼技术——他们对武器铸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制造出许多造型规整、拥有銎孔的青铜武器和工具。这些特点鲜明的新器物出现后迅速席卷草原，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这一风潮也影响到草原边缘的河西走廊，如甘肃、青海的齐家、四坝文化诸遗址中的空首斧、有銎斧、矛、刀、剑、箭镞等。玉门火烧沟遗址还出土一件装饰四只山羊头的铜质权杖头，是我国最早的青铜镶嵌铸品——权杖头并非中原或河西走廊的传统器物，却盛行于草原地区；而在东方，夏王朝（二里头文化）直属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地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铸造塞伊玛—图尔宾诺空首斧的陶范，这说明草原铸造技术已经到达了中原。

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四坝文化，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

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铸造最具独创性的技术是在器身与柲连接处铸出的一个封闭的管状空腔，柲可以插在其中，使连接更紧密，即青铜器上显眼的銎，且这样铸造还能更省铜料。原始的銎出现于颜那亚文化中，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匠则革新了铸銎法——在铸范中加入一个填占空腔的型芯，这样浇入的铜液就会包裹住内芯形成銎腔，他们还另留出浇筑孔和气孔便于铸造，可谓飞跃式发展。将二里头文化中最常见的套范技术与塞伊玛—图尔宾诺使用的型芯技术对比，不难发现两者拥有很强的相似性，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的出现稍早于齐家文化有銎器物，又早于二里头文化。因此可以推测，河西走廊的金属冶铸、塞伊玛—图尔宾诺制范技术与中原地区高超的制陶业碰撞，诞生了全新的套范铸造技术，为中国青铜时代礼乐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既是中国早期冶铸技术的重要发源地，又是西方新科技传入东方的中转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环首铜刀，四坝文化,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土。这里也发现了制作环首刀的陶范，可见当时做小刀的技术已经成熟

拓荒新疆 

那么塞伊玛—图尔宾诺技术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在新疆地区已发现的古代冶金遗迹中，最值得注意的当属小河墓地。小河墓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时代可追溯至4000年前，一直以宏大的规模、特殊的葬制、丰富的遗物而为人们所关注，也是新疆地区最早使用金属器的遗址。小河墓地沉睡的那位高鼻深目的小河公主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过去的研究中，小河墓地代表的小河文化与中原迥异的文化面貌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其中发现的冶炼技术、小麦、黄牛、羊毛织物、特殊葬俗等都让不少学者认为小河文化应是欧亚草原西部颜那亚文化或安德罗诺沃文化等古印欧人东迁形成的，因此存在这些元素由印欧人带至新疆，并进一步带到河西走廊，借助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传入中原的可能性。

然而，据2021年吉林大学崔银秋教授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新成果，小河文化先民遗传特征显示，其血统来源为古东亚和古北亚混血。这一古老血统谱系最迟在9000年前即已经形成，并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东端，与颜那亚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等古印欧族群几乎没有遗传联系。学者推测小河文化先民的祖先很早便进入塔里木盆地定居，并由于这里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形成“血统孤岛”。小河文化只是吸取了包括金属器在内的大量古印欧文化元素，但在血统上保持了独立。

放射纹铜镜，天山北路文化，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这一类型的铜镜对中原区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商代妇好墓就有类似发现

另一发现来自新疆哈密。1988—199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密市伊州区的天山北路墓地展开发掘，共清理墓葬700余座，是新疆地区发掘墓葬数量最多的墓地，所出土的大量彩陶器、玉器、青铜器物成为研究史前新疆人群的绝佳材料。令人惊讶的是，深入东疆的天山北路墓地不论在葬俗，还是陶器类型、冶炼技术上都和新疆地区的本地文化以及外来的阿凡谢纳沃文化关系不大，反而与河西走廊中部地区的西城驿文化几乎一致，对死者进行的基因测序也表明他们来自东方。也就是说，天山北路这座史前新疆最大墓地，是由西城驿文化先民所创造的。4000年前，他们走出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在此地建立一个拥有金属冶铸能力的大型聚落并繁衍了近800年。

史前金属之路

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小河墓地先民们保持着血统的独立，西城驿文化在接触塞伊玛—图尔宾诺技术的同时不仅没有被击退，反而深入到哈密，这些现象都暗示着古印欧文化元素的传播路径。可见，阿凡谢纳沃、安德罗诺沃等古印欧族群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并不像在欧洲一样依靠大规模的人群迁移，而是通过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完成。印欧人抵达阿尔泰山地区之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阻拦下，没能大规模向南发展，而当地小河文化的祖先以及由河西走廊北上的开拓者们在与古印欧人群接触后，获得了型芯铸造、小麦种植、黄牛蓄养等技术，并将其向河西走廊传播。

进一步检视考古材料也不难发现，新疆最早使用铜器的遗址为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其年代可追溯至约4000—3900年前。但与天山北路墓地相比，阿敦乔鲁使用铜器的时间并不更早，晚于河西走廊的西城驿文化。新疆可以确证的最早金属冶铸遗存是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其时间仅能追溯至约3600年前。如果我们再将视线拉远，那么东乡林家超过4700年的金属冶炼活动明显早于新疆发现的所有早期金属器。换句话说，新疆的金属冶铸活动并不比河西走廊地区更早，甚至可能更晚。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西城驿文化在对外探索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技术，并将其融入自己的金属冶铸体系之中，使之东传。

针对哈密柳树沟和天山北路墓地所出铜器的化验结果，学者认为哈密地区使用的矿料不仅有北祁连山所产，也有一些来自新疆西部的奴拉塞与群吉萨依铜矿。对于西城驿先民来说，新疆丰富的矿产资源可能是吸引他们深入不毛之地的重要原因。

我们虽然还无法构建完整的东、西方早期金属冶铸技术交流史，但可以稍窥其轮廓：中国西北，特别是甘肃的金属冶铸业在约4700年前或更早起始，在北祁连成矿带充足铜矿的支撑下，河西走廊腹地以西城驿文化为代表的工匠族群兴盛起来，与善于治玉、精于农牧的齐家文化通过贸易联结而成了一个地区共同体。他们抱有旺盛的开拓欲和探索欲，在追寻矿料的过程中，深入新疆哈密，并通过那里向更加遥远的新疆西部寻求铜料；另一边，向南发展的古印欧人携塞伊玛—图尔宾诺技术向天山以南发展，被塔克拉玛干沙漠阻挡难以深入，他们带来的型芯技术、作物、牲畜却在文化交流中得到了传播，尤其是型芯技术被河西走廊的能工巧匠们所接受，并再传到东方，经过优化改造，使复杂青铜礼器得以出现，催生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也留下了数不胜数的重器瑰宝。

诚然，由于缺乏关键性证据，河西走廊的冶铸技术到底是本土起源还是来自草原、草原因素对河西的影响究竟几何等问题还缺少一锤定音式的回答，但是河西走廊在我国早期冶炼历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也不能替代的。它处在古华夏世界的边缘，却成为中华金属冶铸起源的关键，还承担了诸夏“西大门”的使命，既让欧亚大陆上的先进技术得以进入中原腹地，又让中原的文化影响得以向远方扩散。

历史的回响

进入信史时代后，虽然中原、长江沿岸、燕山南北等青铜冶炼中心相继兴起，但甘肃的金属冶炼业未曾中断，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崛起于西北地区的秦国有了全新面貌。甘肃天水大堡子山遗址中那些造型精美、薄如蝉翼的金器令人目不暇接；而马家塬墓地的探方中，被制作成山羊、虎、龙、鹿等兽形的金、银箔饰铺满随葬的战车，贵族身上装饰着闪耀夺目的各类黄金衣饰，彰显着他们超凡的财富。黄金本不为中原文化所重视，虽然在商周遗址中偶有发现，但大规模使用仍要从东周时期的西北开始，与中原青睐的青铜相比，黄金产量较低、强度不足，难以胜任巨大的礼器需求；但对于流动性极强的游牧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装饰在衣服、战车上轻薄闪耀的黄金饰品更能彰显身份了。因此，在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盛行之时，草原诸戎更加重视黄金的使用，他们很可能也是从河西走廊获取了黄金冶炼、锤揲技术，甚至一些黄金饰品直接经贸易传入戎人手中。一般认为，马家塬墓地的主人是战国时期西戎强族绵诸一族，又称“诸繇”或“居繇”，《山海经》中“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将其来源指向敦煌以西，也有学者根据马家塬墓地中呈现的文化面貌判断这一族群与新疆伊犁河谷、中亚地区联系紧密，他们在战国时才通过河西走廊迁入陇山以西。《史记·六国年表》说秦惠公五年伐绵诸，此后绵诸消失于史料之中，中亚民族对黄金虎、羊等饰品的喜爱可能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秦人吸收，并发扬光大。

错金银铁饰件，战国，甘肃天水马家塬墓地出土，是马车的装饰品，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家塬遗址推测是归顺于秦国的某西戎部族所有，出现了东西文化交融的显著特征

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的金属制品也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河西走廊影响着草原。巴泽雷克文化曾广泛分布于公元前6—3世纪的中国新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巴泽雷克文化王侯级大墓中曾出土来自中国南方的青铜镜、丝绸和漆器，可见游牧民族虽然对中原青铜礼器兴趣寥寥，却将中国铜镜视为域外珍品。汉代之后，汉式铜镜广泛分布于费尔干纳盆地、中亚七河地区，黑海沿岸甚至出现了仿制的汉镜，这类产于中国的金属器物突破地理限制为西方所爱的程度可见一斑。众多发现表明，在中国本土青铜产业臻于鼎盛后，河西走廊地区的“金属之路”并未因此而断绝。

马家塬墓葬出土战国马车的复原效果图。此处发现的战车装饰十分豪华，车轮及车厢遍布金银铜花

汉武帝将“河西四郡”纳入汉帝国的版图后，河西走廊渐慕华风，其冶炼体系被纳入大汉体系之内，具有本地特点的器物逐渐退居次席，但我们仍能在武威雷台汉墓发现的那匹造型灵动、精美绝伦的铜奔马身上看到河西铜匠永不消逝的创造力。铜奔马在铸造时使用的仍是古老的套范铸造技术，以分段铸造再铸接铸成。不同的是，工匠为铜奔马撑地的右后腿中夹铸了铁芯骨，大大加强了支撑腿的强度，正是这一巧思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看到踏燕而去、未曾变形的铜奔马。

1000多年后，金属冶炼的光芒再一次照耀河西走廊，1958年6月，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145探矿队来到甘肃金昌的戈壁滩上寻找镍矿，彼时新中国成立未满10年，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处处急需各种金属，其中镍钴合金更是紧缺，却遭到国外封锁，让建设举步维艰，这让寻找到我国本土的镍钴矿藏成为当务之急。历经多日苦寻，探矿队员唐东福、郭春山终于在金昌白家咀子地区找到了孔雀石，当年10月，又在金昌找到孔雀石矿床。经检验，矿床中的矿石含铜量约16%，含镍0.9%，不高的镍含量对当时的中国工业来说不啻是久旱甘霖。次年，金川集团成立，全国矿冶精英齐聚金昌，点燃了本土镍钴冶炼的薪火。1963年金川集团成功采集第一批镍钴矿石，1964年生产出高冰镍2041吨、电解镍22.43吨，新中国自此拥有了自主生产镍钴合金的能力。1965年，金川铂族金属正式提炼成功，次年，我国首条万吨级镍钴铂族金属生产线建成，在团结与创新的推动下，新中国镍钴合金被“卡脖子”的历史彻底结束。2023年，金川集团生产有色金属及深加工产品已达280万吨，镍产量居世界第三、钴产量全球第五、铂族金属产量亚洲第一、铜产量全国第四，为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川集团镍冶炼厂闪速炉车间主厂房内，工人正进行闪速炉低镍锍排放工作。金川集团作为甘肃省唯一的世界500强企业，在金属加工领域各项工艺均领先世界

历史的尘烟散去，甘肃今天依然是我国金属冶炼产业的重地。2023年全省精炼铜产量达到115万吨，以产量8.9%的比例排名全国第四位，并保持高速增长。当今天的人们再在祁连山下的矿场、冶炼厂和铸造厂中听到那日夜不停金属撞击之声的时候，可以想象，7000年来，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工匠前赴后继、不怠创新，让中国的金属冶铸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书写着中国青铜文明的瑰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