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火”走向千年
社火,这个承载着中国人千年来节日狂欢的词语,在21世纪伴着“非遗”保护的步伐,日渐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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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上的艺术盛宴

中国“社火”走向千年

首阳      2025-02-12     

 

陕西陇县“马社火”的巡游队列。陇县古称陇州,陇州社火因其多样性闻名全国,号称“社火文化之乡”。“马社火”的诞生跟陇县自古以来为养马牧场也有 解不开的关联                                               

每一年元宵节,陕西陇县街头一大早便会被熙熙攘攘的游客占满,盖因这天是当地各村集中表演“社火”巡游的日子。舞龙、舞狮、高跷、竹马、旱船、刀舞、秧歌、腰鼓……演员们画着繁复夸张的戏妆,在两旁游客们的欢呼声中,徐徐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每村的队伍,少的二十几人,多则上百人,而这样的社火团体,陇县总共有300多个,可谓家家有绝活。陇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是我国第一个“社火文化之乡”。2013年元宵节期间,这里更举办了首届“中国社火艺术节”,自此陇县社火闻名遐迩。由于这里古称陇州,所以对外仍可称“陇州社火”。不过,“社火”的“火”,并非指的是类似篝火晚会、围绕着火堆的狂欢。

从“社伙”而来

八百多年前,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范成大作了一首五言诗《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以记录当时江南过元宵种种目不暇接的节目:

掷烛腾空稳,推球滚地轻。

映光鱼隐见,转影骑纵横。

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成。

村田蓑笠野,街市管弦清。

里巷分题句,官曹别扁名。

旱船遥似泛,水儡近如生。

钳赭装牢户,嘲嗤绘乐棚。

堵观瑶席隘,喝道绮丛争。

禁钥通三鼓,归鞭任五更。

  “旱船”“水傀儡”,后者今人可能不甚熟悉。其实《东京梦华录》曾详细解释过什么是水傀儡:“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它和“悬丝傀儡”一样,是由真人操纵的木偶表演,因为取景于水上,故名水傀儡。但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是范成大为“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成”一句作的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意思就是,南宋的社火等同于民间组织的歌舞队,其表演的形式多到难以计数,总体都走滑稽搞怪路线,以博观众一笑。“社火”这个词,目前在宋代之前的文献中还找不到其他出处,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后它为历代使用相沿至今。

2007年,河南焦作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马村区耿村发现了一件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的石供床,其左右两面都刻有文字。这个石供床因此成了记载我国“社火”的最早实物:

共赛本殿各村社火、捕庶花名下项:梗村庄骆驼社,捕庶李通等,梁家庄捕庶吴宽,马坊簇马直社,捕庶刘江等,中水村太尉直社,捕庶马玉等。石匠田聚,本村王珪书。延祐元年孟春下旬有九日记。

河南浚县民间社火队演员在古庙会上进行滑稽表演。“社火”一词最早见于宋代,南宋诗人范成大 称民间鼓乐都可称作社火,大抵以滑稽风格逗观众一笑

原来,元代这里有一座东岳庙,刻文记录的“骆驼社”“簇马直社”“太尉直社”就是那时各村迎神赛社的社火班子之一。“捕庶”或许是“部署”的异写,据学者郭颖、郭建设考证,元杂剧《刘千病打独角牛》第三折的情节里,便有“部署领打擂四人上”,且说“今日是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诞之辰,俺预备社火,赛神酌献,都停当了也”,看来捕庶确实是元朝时期办“社火”的组织者。而《刘千病打独角牛》的故事正是围绕主角去泰安东岳庙“社火”上打擂台的主线剧情展开,说明类似活动在彼时已遍及大江南北。明朝中晚期文学家田艺蘅在其笔记《留青日札》中也留下一段关于社火起源的考证:

今人看街坊杂戏场曰社夥,盖南宋遗风也。宋之百戏皆以社名,如杂剧曰绯绿社,蹴毬曰齐云社,唱赚曰遏云社,行院曰翠锦社,撮弄曰云机社之类……夥者,《说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烘即过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顾二火”是也。

按田艺蘅的意思,宋人不管做什么娱乐项目,都喜欢结社。而民间这些演出又往往和烧火一样,演的时候热闹非凡,等“火”烧过了,众人皆一哄而散,故而才有了“社火”的称呼。当然了,古人的意见虽然年代更早,但不一定靠谱,毕竟那时搜集资料的范围过于有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撰有《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一文,该文开头就指出,社火的“火”实际上通“伙”,表示群体和众多之意,与社会的“会”同义。但在词语的传播过程中,这个“火”字逐渐失其本义,而被普通人理解成红火、火爆和热闹的意思。而“社”在商周时代本指代表土地且具有神性的祭祀对象,祭祀同一个社神或土神的相近人群,自然会成为同一个聚落的成员。所以,后来社便发展成基层行政组织的称呼,即一种“民俗聚落”。远古的社祭活动在朝代更替中以不同形式继续传承下来。以明朝为例,朝廷曾要求“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但百姓却不想如此拘束,于是便将这种严肃的祭祀又改造成以娱乐表演为主的庆典。现在全国各地的社火,其源头大都如是。

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留下一段十分精辟的社火概述:“到于是日,合乡村男妇儿童,无不毕赴,同观社火。你道如何叫得社火?凡一应吹箫打鼓、踢球放弹、勾拦傀儡、五花爨弄诸般戏具,尽皆施呈,却像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其实只是人扶人兴,大家笑耍取乐而已。所以王孙公子,尽有携酒挟伎特来观看的。直待诸戏尽完,赛神礼毕,大众齐散,止留下主会几个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享其祭余,尽醉方休。此是历年故事。”

血社火的域外起源

既然社火这种在重大节日时举行的狂欢活动遍及各地,陇州社火又是依靠哪些独有的特色一跃而为公认的全国之冠呢?这个问题想来大家一定非常好奇。王文军《从民俗到商演:陇县社火变迁研究》对陇州社火的类型做了细致梳理。首先,以表演难度而论,“走社火”的形式最简单,只要演员早早装扮成关公、财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象即可。陇县西南部有关山草原,自古以来便是著名的养马地。得天独厚的草场,让陇县还衍生出“马社火”,它以“过五关斩六将”“薛仁贵东征”等战争故事为主题,在演员们完成装扮后,社火领袖会到本村寺庙进行祭拜,开光请神,接着点燃象征红红火火的鞭炮,巡游便正式开始。

陇州社火过大年暨陕西省民间社火展演上的“马社火”

“马社火”队列里走在最前方的是“探马”,负责向村中人递帖,接下帖子就代表愿意接待社火队伍。主人家为表欢迎,会拿一块红色布条绑在演员身上,称“搭红”,还有的会大方献上红包。得了“好处”的社火队随后投桃报李,到布施人家中表演驱邪。因为此前进行过请神仪式,这时演员们等于已被神灵上身。所以在全部表演结束后的卸妆环节还要格外讲究些:“在提前准备好的香炉里上三炷香,烧三张黄纸以后把脸上的油彩用纸擦一下,把身上穿的衣服帽子脱掉,这就等于是‘卸将’了,表示把神灵从身上请走。”2023年的元宵节,关山马队动用多达40匹马,演员们则悉数穿上古代武将战甲。因为使用马匹的费用甚巨,别的地方轻易模仿不得,马社火得以称为陇州社火长久的独特名片。此外,陇县李家下村还有专门利用农具“梿枷”进行表演的社火。梿枷用于脱粒,在一长柄上装一排木条,用时以此不断拍打谷物即可。据说清代陇县这里时有土匪出没,农户们就以手边的梿枷作武器和他们对抗,久而久之便练出了一套功法。

倘若以技术论,高芯社火当属别开生面,表演者借助工具悬挂于5到7米的半空中,再做出各种姿势动作,既灵动又惊险。在古代,这种技艺又被称为“抬阁”。早在《武林旧事》中就有记载,说南宋杭州“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驾空飞动,谓之台阁”。后来,明清北京城每逢节庆,也会出动抬阁。明末《帝京景物略》还描绘了“抬阁”制作的窍门:“环铁约儿腰,平承儿尻,衣彩掩其外。”因为表演者大多数是小孩,当时道旁观看的百姓们,觉得这些孩子十分辛苦,还会在高竿上套些点心,频频伸到他们嘴边,慰劳这些小戏骨。现在,陇县的高芯社火形式上和旧时抬阁其实无异。只是过去的铁环支架变成了钢筋,更加结实安全,而表演者仍旧以青少年为主。不过,高芯社火面临的传承困境随着老一辈的逐渐逝去愈发突出,如今的父母也并不愿意让幼小的儿女去参加这些看上去颇具危险性的空中表演。陕西汉中洋县的高芯社火(也叫悬台社火)也相当著名,有高10米以上的,还曾经受邀在天安门广场展演,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献礼。

若要论特色之最,陇县的“血社火”必然是所有社火类型中的榜首。何谓“血社火”?光看这个称呼,有种相当浓郁的恐怖氛围,这种感觉也的确没什么偏差。血社火也称“八斩”,演员的造型有被剪扎、剑刺、刀砍、斧劈等等。他们会把这类道具固定在头上,加上化妆的增色,显得整张脸有如受伤后血流不止,十分逼真。李永平《“血社火”历史文化新探》通过对村中老人的走访,证明了过去这一演法曾相当盛行:

那些老上年的人都知道,我爷爷说他碎碎(小时候)还见过各道四处都有血社火,大家也不觉得有啥稀奇,今个还真稀有得很。

因为真要展现全套的技术,场面之残忍,恐怕观众未必都能接受,所以现在进行血社火表演,大都采用删节版。据李永平2013年对陇县东南镇闫家庵“血社火”传人闫春林的采访可窥得一二:

过去血社火也表演“开膛破肚”和“万箭穿心”技艺,但是这几年没有表演。一个是过于逼真恐怖,怕把孩子们吓着;二是现在血社火表演大多在正月天,又在室外,北方天气寒冷,表演人容易感冒患病。

与其他形式的社火不同,血社火一直到现代,其技艺的保密性都非常高。闫春林称无论是哪家电视台,想来拍摄血社火化妆过程的请求都被他们拒绝了。有些亲自参与筹备工作的人都懵懵懂懂,说不出个所以然。从前血社火也并非每年都会演出,有的村庄甚至隔十几年才会举行一次。

好奇,实在令人好奇,就算抛开技术、流程上的秘密不谈,在新年期间上演这般血腥的戏码,似乎跟中国人凡事皆要取好意头的传统完全背道而驰。民俗学者们因此也对研究血社火的创始兴趣颇高。李永平称,血社火是通过直观的视觉冲击,表达镇压邪魔、祈福纳吉的意思。他还举了血社火改编版的“武松斗杀西门庆”为例子,在这段戏里,武松跟西门庆的家丁们打成一片,家丁们手持的刀剑等凶器最后都扎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令人不忍直视。此外,血社火表演的剧目如《十八层地狱》 《耿娘杀仇》 《小鬼推磨》 《锯裂分身》 《阎王换头》等,场面也大都极为残暴。

2024年 2月 23日,陕西陇县东南镇黄花峪村在进行社火游演。陇县各村镇的社火队伍有 300多家,可谓家家有绝活。而元宵节就是各队进行集中演出、 一较高下的赛场

事实上,这种通过杀伤自己身体而完成祝祷的仪式,确实曾在一千年前风行于我国,但彼时举行这类仪式的主体并非中国人,而是从中亚迁来的著名经商民族“粟特人”。粟特人的祖地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大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祆教)。

敦煌文书S.367《沙州伊州地志》就记录了当地一个火祆庙的“祆主”翟槃陀的事迹。这个翟槃陀曾游历长安,当时正值唐太宗派军远征西域高昌国,胜负尚未传来消息。翟槃陀便用以刀刺腹的方式,请祆神上身进行预言:“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光看文字,这种痛苦的感觉都令常人难以忍受。之后,翟槃陀宣称唐军必胜,果不其然七天后捷报传至长安,他因而得到朝廷封赏,被授予“游击将军”之职,实在是个没有异议的狠人。

粟特人聚落广泛分布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城镇,如长安、洛阳、凉州,像西安市在2000年至2004年接连发现3座北周时期粟特聚落首领的墓葬,即“同州萨保”安伽墓、“凉州萨保”史君墓、“大天主”康业墓。不难想象,这些城市在唐代恐怕时时上演粟特人的惊骇表演。盛唐张鷟《朝野佥载》称,每逢凉州祆神祠的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事后只要卧床十几天修养,即可“平复如故”,没人能弄明白其中窍门。与此同时,河南府(洛阳)的祆神庙,每逢大祭,祆主也会“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之后再“喷水咒之”,便一切恢复如初,“盖西域之幻法也”。看来,这其实是粟特人祭司们掌握的一种障眼法,堪比现在的魔术。《新唐书》记载,武则天执政期间,对李唐宗亲多加残杀。当有人诬告“皇嗣”李旦谋反时,武则天立时将李旦左右侍从交给以“请君入瓮”著称的酷吏来俊臣审问,这等于是要强逼众人承认李旦的叛逆之罪。谁料,服务李旦的粟特乐工安金藏挺身而出,宣称自己愿意剖心证明皇嗣的清白,说罢便“引佩刀自剚腹中,肠出被地,眩而仆”,武则天听说后大为惊讶,命人将安金藏抬入宫中医治。感慨安金藏忠义之余,武则天下令“即停诏狱”,李旦得以转危为安。等李旦、李隆基父子登基,安金藏被一路拔擢,封爵国公。

陇县“血社火”表演,演员将剪刀、斧子、锥子、菜刀等固定于头部,形成类似创伤流血的恐怖场面。 许多民俗学家认为,这是一千年前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粟特人带入中国的风俗

李永平因此认为,血社火正是南北朝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中亚粟特人之“祆神崇拜”的文化遗存。直至南宋,祆教文化在我国民间仍有很大影响力,按洪迈《夷坚志》记载,饶州百姓朱三“每岁郡人迎诸神,必攘袂于七圣祆队中为上首”。祆教以“七”为神圣数字,甚至《东京梦华录》记载的百戏中还有所谓“七圣刀”表演:

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轻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曾说祆教具有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巫气:“聚火咒诅,以咒代经,妄行幻法。作为宗教符号的西胡崇七之俗,也在民间蜕变成‘七圣祆队’的神秘形态,面目全非。”周鸣勇、张利亚在《粟特赛祆仪式在关中地区民间社火中的遗存》中,进一步考证出宝鸡、兴平、华阴、韩城、合阳等地均有血社火存在。陇州社火中有一出表演名为《穆柯寨》,然而主要演的是杨宗保和穆桂英传说,似乎文不对题。想解开谜题就得从小处着手。原来,《穆柯寨》在展现杨宗保和穆桂英的种种情节时,旁边都有个不起眼的角色“穆柯”,他手拿铜锤、小花脸,乍看对剧情推动毫无作用。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人呢?有一种猜想是,“穆柯寨”应为 “穆护赛”的讹变,“穆护”正是古波斯文Magus的音译,指祆教祭司。古乐府中也有“牧护歌”,北宋文豪黄庭坚还“尝问人此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大多数宋人已经不知道作为赛神歌曲的牧护歌出自何种语言。

时移世易,在21世纪的我们眼里,血社火已不再有什么神圣性,只是一种很有新意的民俗。2024年2月11日至15日,陇县血社火还受邀在宝鸡市西府老街进行了演出,5天时间里,造型夸张的血社火演员们得到观众一致赞誉。看似血腥的妆容,并没有被污名化,中国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包容,想来会使血社火在以后拥有更多出现的机会。

千姿百态的中国社火

仔细想来,血社火有这样丰富的历史内涵,那它实在堪称盛唐活化石。而一旦我们将元宵社火的范围放到全国,则会发现更多值得挖掘的神奇民俗。河南大学副教授彭恒礼就有一项颇具新意的研究,他发现东北、河南、山东、云南等地的元宵社火表演中,往往都会有演员扮成蒙古人跳舞。民国时期《朝阳县志》曾记载过这一民俗,说是过去元朝入主中原后,看到百姓“大傩百十成群”,觉得这些人有可能趁节庆表演的机会聚到一起图谋不轨,于是凡有这种活动就“派一人览视之”,慢慢地大家也都习惯社火时有蒙古人在侧。等元朝覆灭,甚至还继续安排了这个负责扮演蒙古人的角色,此人“戴白顶或红顶凉帽,穿黄马褂,系红战裙,腰挎腰刀,手执蝇甩,摇摆前导者,谓之达子官”。

陕西洋县的“高芯社火”。这种社火表演接近古人所谓的“抬阁”,即将演员悬于高达数米乃至十几米的高空,格外惊险刺激

今天,在河南浚县的社火表演中仍有相似的演出,只是称呼升级了,称“鞑子王”“鞑子皇帝”。云南弥渡元宵花灯舞蹈“小七姑娘”中同样有“鞑子舞”。当然,这一形象的起源不会如《朝阳县志》中说得那么离奇和巧合,元朝文化向来以包罗万象著称,蒙古人舞蹈在此期间跟汉人的社火文化融合实在正常不过。这一点在山西北部各地方的社火中尤为普遍。晋北是胡汉文明碰撞的前沿阵地,此处社火队员们的服装直至现在都颇具蒙古特色,会使用毡帽等物件。因为晋北历来少雨,这里的元宵社火里还会有《斩旱魅》表演,将旱灾当成鬼怪的一种斩杀。而云南弥渡也是多民族聚居地,这里的社火往往会从大年初二一直演到正月十八。正月十五元宵之前的玩灯被叫做“跳门户灯”,“灯头”会先上门送灯帖,写明队伍来某家表演的具体时间,主人收下帖子后,要筹备“接灯”所需,大约就是鞭炮、红包、茶水点心。而演员们会事先对要去表演的家庭进行背景调查,以便选取合乎这家人心愿的吉利唱词。等元宵闹花灯结束后,还有一个送灯神的步骤,先跟灯神报吉利,称赞今年花灯玩的顺利,感谢保佑,紧接着得“杀狮子”,也就是从舞狮身上剪下皮毛,当地传说看过“杀狮子”的孩子好养活,父母大都愿意带着小孩前去观礼。剪下来的皮毛,随后便和灯神的牌位一同焚毁。

山西的地方信仰丰富,进行元宵社火的活动也多具创新。例如“挠阁”,又称“背铁棍”,大人和小孩两人为一组。届时挑选有力壮汉背缚铁架,铁架上置有一块木板,再选出机灵漂亮的女孩,精心打扮之后用布固定,使她们站在木板上。随着壮汉们不断变换队形,木板上穿着神仙羽衣的女孩们随之摇摆,恍惚间有如飞仙。晋中地区口耳相传的谜语“不是仙家不是神,足底无云能登天。远看往前走,近看众人行”形容的也是“背铁棍”表演。清徐铁棍还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西人玩社火,在明清时期蔚然成风,无处不有。光绪年间《清源县志》就记载逢元宵节前后,清源街上“挂灯火,银花火树,钲鼓声彻夜不休”。同治《保德州志》也说上元三日期间,锣鼓喧闹,歌舞于市,演员们纷纷唱起凤阳歌。此外还有插灯百枝、排列宛如阵图的“转灯油会”。甘肃武威古浪县土门镇,是西北又一个社火兴旺之所。各村社火队大概从正月初八、正月初十便开始走街串巷,一直持续到元宵节后。其前后表演的剧目还形成一些惯例,比如正月十三《出五关》、正月十四《灭方腊》、正月十五《黄河阵》。河北井陉桃林坪花脸社火是纯武术对打的“武社火”。“花脸”,指的是依据戏曲脸谱的造型来给演员化妆,可分为红花胡、黑花胡、小黑脸、丑脸、素脸共5个大类,要是再进一步还能分出50多个小类。有代表性的花脸戏包括《三英战吕布》 《卢俊义上梁山》等等。2009年,桃林坪花脸社火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北永年还有名为“抬花桌”的元宵社火,据说其形式源自初唐李世民战胜窦建德后的民间大庆。到时演员们抬着由各色绢花和鲜花装成的花桌上街,跟着音乐不断变换舞步、抖肩换肩,满目缤纷,煞是好看。

2024 年 2 月 19 日,青海省西宁市社火巡游活动中的踩高跷表演

随着明清以来大量人口向异乡的迁徙,也会引发某些地区社火仪式的诞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方托克托县,这里从明清到近代移民未有断绝。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托克托县社火的活动流程大略可概括为“垒旺火”“龙灯鼓”“踩高跷”“双墙秧歌”“放焰火”。以“龙灯鼓”来说,在当地又俗称为“隆咚鼓”,是给龙舞作伴奏的打击乐,由鼓、铙、钹3种乐器组成。托克托县河口古镇(今河口村)是黄河中游与上游的分界点,河口因而借水运的便利,在清代以来成为各路商贾云集的移民城市,龙灯鼓正是吸收了山西威风锣鼓、陕西花鼓等不同地域的特色方才形成的,其制作的一个别样之处,在于鼓身内部会装上铁质弹簧,据说从前多的能装8根,现在则日趋减少,乃至不再装设。不过,表演中真正起到引导节奏作用的人实际上却是铙手,鼓曲高低皆随铙手而定。一出恢宏大气的龙灯鼓作为元宵社火的开场,再合适不过。

2024 年 2 月 22 日,正在表演的陇县百人少儿锣鼓队。中国各地的社火多有相似之处,舞龙舞狮、鼓乐等不可或缺

在托克托县黑水泉村,我们还能找到更原始的“走西口”遗存,即从山西移民那传来的寿阳鼓。寿阳鼓本是“皇杠”的伴奏,所谓“皇杠”表演的内容,是地方向皇帝进贡财宝的故事,其舞蹈动作主打一个“颤”字。每年从正月初五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黑水泉的寿阳鼓声都伴随着舞龙舞狮,吸引着内外观众。托克托当地社火的另一特色节目“双墙秧歌”也是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它可再细分为“文秧歌”和“武秧歌”,号称“文武带打”,其实也是在山西、陕西等处秧歌的基础上,融入内蒙古舞蹈等元素而成。文秧歌的常见剧目有《划旱船》《海蚌戏渔翁》 《老罕王进京》 《货郎》等,《老罕王进京》还曾经在2015年第三届中国社火艺术节上夺得金奖。武秧歌则是从传统戏剧中的“武打”剧情里精选,有《三节棍》 《七节鞭》《孙悟空大闹老鼠洞》 《三打祝家庄》《打焦赞》等等。无独有偶,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新疆巴里坤便迎来一批批源自山陕甘肃等地的移民,庆祝社火的习俗从此播撒于这片西域土地上。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东北,辽宁朝阳社火“大秧歌”、义县社火“竹马旱船”、本溪社火“武秧歌”,其实都能从华北移民身上找到渊源。

2013年,《陇州社火大典》出版,详述了其历史传承和表演方式。社火,这个承载着中国人千年来节日狂欢的词语,在21世纪伴着“非遗”保护的步伐,日渐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