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走桥”习俗场景演绎。明代元宵节女子流行“走百病”，“走百病”又称“走桥”，凡遇有桥之处，女人们便三五成群地过桥，以祈免灾咎，祛除百病。

说起最能代表元宵节的美食，非“汤圆”与“元宵”莫属！

在皇宫之中，就连尝遍山珍海味的帝王，也馋这一口。《崇祯宫词》称：“一日，上谕买元宵，即粉团也，所司随进一碗，上问其价，曰：‘一贯钱。’上笑曰：‘朕在藩时，每以三十文买一碗，今算一贯耶？’乃谕准给一贯，所司凛凛累日。”崇祯皇帝年少时曾受封信王，对民间百态较为了解，在他记忆中三十文一碗的元宵，竟被人“吃了回扣”，涨到一贯钱。尽管崇祯皇帝并未责怪对方，还笑呵呵地真给了一贯钱，但足以引得掌管此事之人好几日惴惴不安。

明代百姓过元宵，餐桌上也会摆上汤圆。不过，当时的上元美食可不局限于元宵，还有糖、粽子、瓜子、孛娄（糯米花）、荷梗、各色瓜果等。彼时过节，也并非仅有“吃”这一件小事，从宫廷到民间，精彩纷呈的活动充盈在广阔的天地间，四处飘荡着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超长黄金假期

自隋唐以来，元宵就被人们当成“狂欢节”，不仅吃得讲究，而且要玩得开心。对于那些忙忙碌碌一年的公职人员来说，吃上几碗汤圆、元宵或许不是难事，但是，若要开开心心过节，就必须得满足一个条件——有足够的假期。众所周知，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以严治国，对官员管理尤其苛刻，这是否意味着很多官员无法参与到这一传统节日的狂欢氛围中呢？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明朝初年，朝廷从制度层面规定了历史上最长的元宵假期，而且这一成规对后世影响深远，是元宵节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灯是元宵节的标志性符号，明朝这个令人羡慕的超长假期，就是由灯带来的。朱元璋刚定都南京时，从官方层面对元宵赏灯大力支持。以往元宵就有燃灯、赏灯习俗，至宋代，元宵灯市上已出现各种各样的花灯，燃灯时间也从最初的3夜增加到5—8夜。后来，朱元璋又规定“放灯十日”，正月初八上灯，正月十八落灯，比宋代增加了整整5天。这次大明朝廷对燃灯的提倡，倒不是因为皇帝本人对元宵有什么特殊情结，而是明立国之初，为稳固政权、凝聚民心推行的一系列以恢复历史、传统为核心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元宵燃灯等传统节庆活动。此外，朝廷还制定了春耕节、秋收节等一系列与农业紧密关联、鼓励农耕的节日。

洪武一朝虽然制定了“放灯十日”的规定，让南京几乎“家家走桥，人人看灯”，使元宵赏灯进入鼎盛期，但对于假期始终未曾调整，那个超长的十日黄金假期，要到永乐时代才被落实。生活在晚明的沈德符于《万历野获编》记载“永乐间，文皇帝赐灯节假十日，盖以上元游乐，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优于元旦，至今循以为例”。

朱棣毕竟通过靖难之役，叔夺侄位当上皇帝，因此在永乐初年，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如何肃清建文遗臣等内部问题上。地位基本巩固后，这位心怀大志的帝王也开始大兴文化建设，这时期的元宵也延续着洪武时代“放灯十日”的习俗。永乐六年（1408）《永乐大典》修成后，朱棣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方。史载永乐七年（1409）二月“帝北巡，皇太子监国”，朱棣回到了他曾经的大本营北平，此时很少有人能想到，十几年后那里将成为帝都。就在朱棣离开南京的前一个月，永乐七年正月十一日，他下了一道圣旨：

太祖开基创业，平定天下，四十余年，礼乐政令，都已备具。朕即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

此令一下，想必大明朝的官员们山呼万岁。长达十日的元宵假期是空前的，难怪明人说元宵反优于元旦，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年”。永乐皇帝不仅给大家放大假，还希望所有人在节日里能玩得尽兴，他要求官员“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搅扰生事，永为定例”。官员们在假期也不必奏事，能够尽情玩乐。此外，永乐皇帝还大摆宴席，在京城“赐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宴”。

从此之后，元宵放假十天成为常态，若遇到像明宣宗这样更大方的皇帝，大家还能获得额外假期。例如宣德四年（1429）、五年、八年，元宵假期竟增至20天！

明代上元节家宴场景演绎。明代的美食“元宵”已与当今十分相似，白而大，中有馅料。无论是宫廷 还是民间，都有上元吃元宵的习俗。此外，上元节还有崇孛娄（糯米花）、荷梗、各色瓜果等美食

尽管永乐的黄金假期是在南京时期定下的规矩，但因一个月后他即北巡，此后数年一直致力于迁都，所以受这道政令影响最大的城市，反而是未来的都城北京。从沈德符的记载来看，一直到他生活的万历年间，10日黄金假期仍被延续着。遗憾的是明朝未能将这一美政坚持到最后，崇祯年间，因政务繁杂、社会矛盾尖锐等原因，崇祯皇帝下令稍减旧观，改为放假5日。当然，此时明朝寿命也已进入倒计时。所以总体来看，明代绝大部分时间，公职人员们都能享受到这个黄金假期。

午门观灯

永乐年号与上元这个全民狂欢的节日非常契合。其实不难推测，像朱棣这种非顺位继承的皇帝，内心必然迫切需要营造一种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祥和之景，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街小巷人群鼎沸的元宵，不正是最适合呈现盛世好光景的节日吗？所以他不仅要求放灯、放假，让民间充满节庆欢愉，就算是紫禁城内，也要搞得热热闹闹。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皇明通纪集要》记载：“永乐十年正月元宵，上赐百官宴会，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自是岁以为常。”

这里提到，从永乐十年（1412）开始，住在帝都的人们过元宵节，多了一项很有特色的活动——午门观灯。永乐皇帝亲自下令，让人在紫禁城午门外扎了一座巨大的“鳌山万岁灯”。元宵节期间，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能到午门来观赏鳌山，与此同时，皇家还会请来数百伶官奏乐，百艺群工表演节目。气氛都烘托到这了，朱棣当然也想亲自观摩盛况。于是当天二更时分，朱棣在皇后、妃嫔和群臣的随同下，乘小轿出午门观鳌山灯，既能在元宵灯会一饱眼福，又能成就自己与民同乐的美名。

《南都繁会景物图》 （局部），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卷描绘了明代陪都南京城市商业兴盛 的场面，能看到明代鳌山灯棚的模样

或许因每年午门观灯活动都太过热闹，来看鳌山的百姓太多，以至于到第四年乐极生悲，出现惨剧。上元夜无论是燃灯放炮，还是杂技幻术表演的道具，都涉及使用大量明火，所以这天也是火灾高发期，永乐十三年（1415）元宵，午门鳌山起火，继而引发踩踏事件，多人丧命。此事发生地在南京紫禁城外，鳌山虽然烧了，但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对于元宵节的推广热情有增无减，热闹丝毫不亚于南京时期。

要知道朱棣迁都也是顶着无数反对声执行的，所以既然到了北京，新首都必须繁华热闹，元宵节无疑是最好的表现舞台。元宵节期间的北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俱不闭，任民往来。厂卫校尉巡守达旦。”顺便一提，明朝的京城是有“夜禁”制度的，据《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六“夜禁”条规定：“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五更三点钟声未动，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但元宵节这天是例外，宵禁制度解除，朝廷的常规政务暂时搁置，各项工程暂停，鼓励人们能够自由过节，节日期间张灯放炮，或参与戏剧、杂技、歌舞等民俗活动，可以彻夜游玩，不会受到追责，以至于京畿“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局部），明，绢本设色，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卷反映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宪宗朱见深元宵节当天在 内廷观灯、看戏、放爆竹行乐的热闹场面，是一 幅反映宫廷生活的风俗画

午门观灯的习俗也得以延续，成祖召集能工巧匠在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外又重新制作了一座新的大型鳌山万岁灯，同样在元宵期间供北京城的百姓们观赏。元宵节当天，皇帝通常上午在午门设宴招待文武百官参加，晚上邀请他们一起观鳌山。为什么皇帝们都执着于制作鳌山灯呢？主要是寓意太好。“鳌山”之名，源出我国上古神话传说“巨鳌戴山”，《列子》载“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得道成仙、长生不老历来是多少高位者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东西。何况神话中的“鳌”具有天地之间最为坚固有力、稳定不移的属性，意味着江山稳固。所以“鳌山灯”并非明代首创，北宋时就有大内搭建鳌山灯棚的记载。

明代是“鳌山灯”形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所以，这个被皇帝安置在自己家大门口“引流”的鳌山万岁灯，究竟长什么样？一幅名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的宫廷风俗画，能让后人以最直观的形式一睹鳌山灯景之风貌。

两幅《元宵行乐图》

1966年，江苏苏州虎丘乡新庄一座明代墓葬里出土了上百件文物，其中一幅气势恢宏的画卷非常引人瞩目。画中场景皆是红墙宫殿，人物众多，仔细观察就能看出表现的是宫里过元宵佳节的热闹场景，后经学者考证，这幅画中的主角是明朝宪宗皇帝，故命名《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这幅出自明代宫廷画师之手的长画卷以写实的手法，将几百年前宪宗时期紫禁城内元宵节喜庆、喧嚣的场面定格于绢本之上。画卷信息量极大，首先能清楚看到传说中的鳌山万岁灯究竟是何模样——一座高达四层的巨型灯棚，因为设有拱门，使这座青山色为主的灯棚看上去也像是一座小城楼，每一层有规律地挂着各式各样的大灯。在鳌山高处有各路神仙遨游其间。鳌山棚工艺复杂，装饰精美，体积又很巨大，点灯后的确壮观，大家都挤往午门围观也就不足为奇。

明代元宵整理花灯场景演绎，图中花灯为螃蟹灯

元宵佳节，皇帝的寝宫乾清宫还会增设万寿灯和天灯。能够将如此长的一幅画卷照得灯火通明，宫灯的款式自然不会少，气势恢宏的鳌山灯景自不必说，此外宫廷里比较醒目的大灯至少就有三种形式，其一是最为常见的、悬在门上的灯笼；其二为立于地面的圆形或方形灯；其三则是高悬于柱子两侧，以数个灯体联结成一窜的挂灯，这些灯或为多边形或为球形，饰有彩带、纱幔或人形童子等，制作精良。

这天，宫廷内除了皇帝、宫人、宦官及火者之外，还有大量身穿演出服饰的伶人，鳌山灯不远处就能看到有伶人在表演“三英战吕布”的戏码，可见《三国演义》的故事在明宪宗时期已传播甚广。就在三国戏前方不远处，能清楚看见一位伶人正推着一个球形灯往前行走，他手中这种灯叫“滚灯”，起源于宋朝，其特别之处在于，一旦点燃烛火，滚灯能够任意滚动而保持不灭，后来人们为这种汇集工匠智慧的灯附加了一个吉祥寓意——“财源滚滚”。除了落地的硕大滚灯外，还有一种小巧的滚灯，可以捧在手上，这种小滚灯由于造型可爱，构造巧妙，时常用于民间游艺表演之中。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里，宫中女性和孩童手中的灯笼更是五花八门，依款式来看，除有传统的羊角灯之外，还有类似玩具的蛤蟆灯、螃蟹灯、人形灯、白象灯等等。元宵的皇宫不仅张灯结彩，还有爆竹声声，图里也能看到宫里的宦官、火者们忙着燃放烟花爆竹的场面，明宪宗则远远地站在高台上观看。画中还呈现了宫廷集市一景，这个集市可能并非节日宫中娱乐活动里的模仿秀，而是明代时，在皇城之内定期而设的宫中集市——内市。不过自明中期开始，就不断有大臣以内市安全隐患为由，请求罢黜。至晚明时，内市被勒令迁往皇城之外，此乃后话。

另一幅反映北京紫禁城元宵节的传世画是传为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绘制的《乾隆帝元宵行乐图》，此图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乾隆皇帝在宫内与皇家子弟们共度上元佳节的场景。《乾隆帝元宵行乐图》虽然没看到历代帝王都很青睐的鳌山灯，但出现了一架仿照华表样式的巨型天灯。天灯之下，能看到有人舞着一条龙穿行而过，金龙口中衔着彩灯，曼妙灵动。乾隆皇帝坐在楼阁上，正安详地目视着皇族子弟们庆贺元宵节。这种天灯在《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正月观灯》出现了一架几乎一模一样的。按照文献记载，乾清宫也会设有天灯，灯座由四个铜人固定，但目前留下的画作里并未见到用来固定绳子的铜人，或许是另一种款式。

《乾隆帝元宵行乐图》，清，郎世宁（传），绢本设色。图卷描绘乾隆皇帝与皇族子弟们在宫苑内庆贺元宵节的情景，可以清楚看到，元宵这天宫内架设了巨大的华表形天灯

观察《正月观灯》的远景，还能一睹与圆明园隔水相望的民间元宵场景——街道上花市灯如昼，人们沿街游玩，自得其乐，与皇家园林里张灯结彩的热闹场面相呼应，共同构建出一片锣鼓升天、普天同庆的画面，直接体现了皇帝重视元宵节的政治需求——突出“与民同乐”，营造太平盛世这一主题。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正月观灯》，还是《乾隆帝元宵行乐图》，若不事先说明出处，观者很难猜出画中人的身份和时代。因为，画中的清代皇家君臣们，都穿上了汉服。众所周知，清军入关后颁布“剃发易服”令，强行禁绝了汉人衣冠。雍正、乾隆作为清王朝的统治者，自然可以不受禁令约束，郎世宁笔下的这两个元宵，应该就是由他们亲自下令，宫里所有人都换去平时的清装，穿上褒衣博带的汉服，这种换装过节的情况，很可能是那个时期皇家节庆活动之一。不过在雍正、乾隆时期的民间，这种汉装仍是被禁止的，元宵穿汉服只是皇家特权。

走出皇宫，步入万家灯火中，明清时期的百姓又是如何过元宵的？明代名臣张居正曾作《元夕行》一首，记录了晚明时京城元宵节的景象：

今夕何夕春灯明，太平天子踏月行。

灯摇珠彩张华屋，月散瑶光满禁城。

禁城迢迢通戚里，九衢万户灯光里。

花怯春寒带火开，马冲香雾连云起。

弦管纷纷夹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

花边露洗雕鞍湿，陌上风回珠翠香。

花边陌上烟云满，月落城头人未返。

共道金吾此夜宽，但愁玉漏春宵短。

御沟杨柳拂铜驼，柳外楼台杂笑歌。

五陵豪贵应难拟，一夜欢娱奈乐何。

年光宛转不相待，过眼繁华空自爱。

君不见，神州父老欣相告，新灯万盏向春开。

张居正的府第，就在今天北京市灯市口大街以南的纱帽胡同，此地在明朝称灯市或灯市大街，因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在此设灯市而得名。明朝时期的灯市，是一个兼娱乐项目和市集的场所，白天百货杂陈，到了夜晚则燃灯挂彩，供游人观赏。张居正诗中叙述的应该是这一带的繁华景象。这个节日，寻常百姓家除了我们熟知的吃汤圆、吃元宵，在穿衣方面，他们又有哪些习俗和讲究呢？

元宵特供服饰

明代元宵节服饰复原。明代较为正式的元宵衣装，当属节日吉服。带有灯景纹样的服饰（左）， 或以蟒、斗牛、飞鱼等为纹样的赐服（右），都是 人们上元节出门赴宴时的正式服装

明代元宵节服饰复原。明代女性喜穿白绫袄 过元宵，一些女子为使衣装更显层次，在白袄之外再穿比甲。左为穿白袄与比甲的女子，右为穿白袄的女子

对百姓而言，元宵节可是个大日子！不少人家很早就筹谋打算，如何畅快地度过这一佳节。一到上元节，男男女女便纷纷装扮得靓丽精致，放眼望去，尽是“金铃玉坠装闺女，锦绮珠翘饰姝娃”。一来二去，如同新年穿红衣一般，人们很快拥有了约定俗成的元宵“特供”衣装。

最为正式的元宵衣装，当属节日吉服。《酌中志》记载了宫中人的穿衣习惯，不愁吃穿的宫人，喜欢根据节令穿衣。“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内臣宫眷皆穿灯景补子蟒衣。”世人过元宵，赏灯是最为重要的娱乐活动，将“灯景补子”穿在身上，也算合时宜了。这一习惯被富贵之家学了去，也在衣服上织绣出应和时节的纹样，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份明代“金地缂丝灯笼仕女袍料”，布料上遍布姹紫嫣红的花朵，为寒冷料峭的元宵节，带来一丝春天的生机。玲珑剔透的花灯，与身着各色衣衫的赏灯美人，也被一并被织进了这绮丽甜美的艺术之境。

除此外，彰显身份地位的“赐服”，也与佳节氛围相适宜。明代赐服这一概念比较复杂，其中流传入民间，被百姓广泛穿着的赐服，是饰以蟒、斗牛、飞鱼、麒麟等特殊动物纹样的衣装。起初它们彰显了皇家恩宠，非赏赐不得穿着，即便身居内阁，也很难拥有一套赐服。后来，赐服逐渐泛滥，不但贵族之家僭越成风，甚至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寻常百姓也可轻易获得。《旧京遗事》曾提及：“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属于赐服体系的大红蟒衣，被百姓妇人穿着，只能通过身边没有婢女随从，推断衣装并不昂贵。即便家无余财，也可以趁着过节租赁赐服衣装，“京师妇女宴会，出游好赁蟒服于质库，乘车去茀，不避呵殿。视其衣交龙灿然。”

于是，明代中晚期，当参加元宵节重要宴会活动时，女子们就会穿上象征财富与地位的赐服。在表现中晚明世情生活的小说《金瓶梅》中，如日中天的西门府曾邀请裁缝，为女眷们缝制新衣，总共用了两日，便制好三十余件衣服。到元宵前后，众人便穿着新衣，前去赴宴了。且看他们做了哪些衣装：有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袄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风穿花罗袍等。这几套奢侈的女装，名称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云。其实，它们都是符合节庆气氛的奢侈女装。比如“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就是以大红缎料制成的豪华袍服，采用了妆花工艺，饰以锦鸡纹样，纹样遍布于两条长长的袖子。

除赴宴用正式礼服外，明代百姓还有独属于元宵节的衣装——白绫袄。元宵穿白衣的习俗起源于宋代，《武林旧事》曾说，宋代女性元宵节出游便穿白衣，原因是“月下所宜也”。这一习俗非常完整保留到明代。元宵节穿白衣的风俗，在女子之间格外风靡。聪慧漂亮的女人们，给元宵白衣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夜光衣。据记载，明清时期，京城女子正月十六日出游，“多着葱白色绫衫，为夜光衣”。白色的衣装映着皎洁如水的月光，难怪会令诗人高士奇发出“葱绫浅斗月华娇”的赞叹。

俗话说“人要俏，三分孝”，白衣将女性的容貌衬托得更加娇俏可爱。不过，也有一些妇女认为，单穿一身白衣过于单调，所以，明清时期的妇人，喜欢以颜色鲜艳的衣装，搭配白绫袄。在明代，女子过元宵节，有时会在白绫袄外搭配比甲。比甲是一种无袖或半袖的上衣，又被称为“蔽甲”。

用于搭配白绫袄的比甲，通常为色彩夺目的红、蓝、绿比甲。越发显得白袄素净清冷，比甲艳丽华贵，撞色之下，更为悦目。《金瓶梅》第十五回，恰逢正月十五，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穿白绫袄儿，蓝缎裙。在白袄之外，李娇儿穿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穿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穿大红遍地金比甲。第四十一回，丫鬟庞春梅眼见得主人们都得了华丽的新衣，心下不快，找西门庆要一件新的白绫袄，为的是“搭衬着大红遍地锦比甲穿”。到元宵节，春梅果然穿了崭新的白袄与红比甲，心满意足地过节。第四十五回中，歌女吴银儿本应出门走百病，但没有白绫袄，于是，当李瓶儿想赏些东西给她时，吴银儿不要缎子衣，而是笑盈盈地讨要白绫袄，哪怕是穿旧了的都不介意，原因是“图衬着比甲儿好穿”。

除此之外，喜好打扮的男士也会趁着元宵节穿白绫袄。《金瓶梅》第四十六回，写西门庆元宵节装束：“西门庆带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既迎合时节，又保暖美观。

明清妇女穿白衣过元宵的场面，给历代文人留下深刻印象，公鼐《都城元宵曲》写“白帢裁衫玉满头，短詹髽髻学苏州。”蔡士吉《元宵曲》云：“朗莫看灯去走桥，白绫衫氅撒娇娇。”仅是装扮一新还不够，女子穿夜光衣，是为了“走桥”，为了出门游乐嬉戏，徜徉在节日的氛围之中。

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

在明代风俗画《上元灯彩图》中，市民们挤在大街小巷里，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巨大的滚灯上了桥，从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挤过，桥上熙熙攘攘，即便是女子也不戴遮面之物，任自己的容颜大大方方地显露出来……这便是南京市民过元宵的热闹场景！《正德江宁县志》也记载了南京相同场面：“箫鼓声闻，灯火迷望，士女以类夜行。”说的是上元夜，世人秉烛夜游的情形。

上元夜，男男女女出游嬉玩，据张岱记载， 江南地区元宵夜，人们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一 些市民坐在自家门前，吃着瓜子、糖豆，以“看人为乐”

所谓“以类夜行”，就是士女按照性别，结伴出游。明代程朱理学兴盛，约束了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于是，男女出游时，往往依据性别寻找同伴。

除了与自己的知己兄弟、闺蜜姐妹共度元宵外，明代人还喜欢以家庭为单位出游。在一些世情小说中，元宵节是一个值得精心准备的节日，到了这一天，家中的妇女一个个打扮得如灯人一般，几位姐妹同她们的女婿，一起闲逛赏灯。一些居住在乡下的百姓，若要进城过元宵，也会打扮妥当，与家人一起，让自己也成为节日里的美景，趁着白天进城。张岱的《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江南乡村夫妇趁着元宵节进绍兴过元宵的场景：“乡村夫妇，多在白日进城，乔乔画画，东穿西走，曰‘钻灯棚”’，曰‘走灯桥’，天晴无日无之。”男女衣冠楚楚、光彩照人，大街上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一些市民便坐在自家门前，以“看人为乐”：“否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

元宵夜游的队伍中，女子的活动格外引人注目，日期也不局限于正月十五当天，正月十六夜的“走百病”，同样热闹非凡。周用《走百病行》描述道：“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空穴，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钟水。”可见走百病有祈求身体康健的功用。除此之外，走百病还能祈免灾咎。沈榜《宛署杂记》如是表述：“元宵游灯市……走桥摸钉，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渡厄之意。或云经岁令无百病。”凡遇有桥之处，女人们便三五成群地过桥。由于夜游之人过多，队伍中常有一人持香开辟道路。《琼台志》云：“十六夜，男子稍避，妇女聚出，或探亲、抛桥、谒庙，名曰走百病。”可见，走百病并不拘于在街道上行走，有目的地的走亲访友，同样属于走百病的范畴。

由于走百病凡桥必过，因此这一风俗又被称作“走桥”，记载北京名胜景物的《帝京景物略》称：“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又称“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北京地区的人们甚至认为，不参与走桥，便会有损于寿命。《北京岁时纪》记载：“正月十六日夜，归女俱出门走桥。不过桥者，云不得长寿。”除了都城，全国各地都流行“走桥”，万历年间《扬州府志》载：“十六日夜……女伴盛妆出游，俗谓走桥。”南京也“家家走桥，人人看灯”……大江南北，举国上下，妇女们携带着美好的祝愿，行走在城市之中。

如今看来，走百病或许真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妇女们户外走动属有氧运动，有促进血液循环、增大肺活量、增强肌肉力量、释放压力的效用。时至今日，我们长期坐在教室、办公室的朋友们，也可以趁着元宵佳节，出门走动一番，以“祛除百病”。

祈子还是祈福？

妇女们着白绫袄走百病，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城门，女子们要赶往城门“摸门钉”。《宛署杂记》载：“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女子们在暗中摸门钉，若第一次便摸中了，便寓意着吉兆降临。妇女摸门钉有两个诉求，其一是祛病，其二是求子。明代《长安客话》云：“京都元夕，游人火树沿路竞发，而妇女多集玄武门（前门）抹金铺。俚俗以为抹则却病产子。”《帝京景物略》中提及“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明末清初的陈维崧著有《陈检讨集》，也提到摸门钉的习俗：“燕京风俗，元夜妇女竟往前门，摸钉为戏，相传谶宜男也。”“宜男”指的是可以生男孩，由于门钉的“钉”字与人丁的“丁”读音相同，人们便认为，摸到门钉即可添男丁。

仿明代羊角灯效果展示图

 

仿明代滚灯效果展示图

这一风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都门识小录摘录》中说道：“都门旧俗，元夜妇以连硅出游，蹈月天街，夜分必至正阳门下，暗摸门钉乃回。相传为走百病，又云为求子之诚。”这一习俗随着城门更换而逐渐废止。妇女们怀着对身体健康的渴望，与生育男丁的诉求，欢欢喜喜地走向各个城门。为了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如愿摸到门钉，女子们甚至还要“手携钱贿门军”。

除此之外，一些人还通过“偷菜”来求子。明清元宵节偷菜又称“偷青”或“采青”，人们借着佳节的氛围，靠偷菜讨个好彩头。这一习俗源自北魏时期的“放偷”，即正月十五准许国人偷盗，辽金时期，即便法律严酷，也有准许国人上元偷盗的特许。到明朝，上元偷窃风俗主要流存于我国西南、东南、华南地区，良善之家，以偷青来祈生贵子。《清稗类钞》记载了清代广州偷菜风俗：“广州元夕，妇女偷摘人家蔬菜，谓可宜男，名曰采青。花县曾晓山照有诗云：‘篱头雨歇湿游尘，弱柳绯桃解媚人。最爱蔬中冬芥好，年年生子及青春。’”又说“广东妇女之艰嗣续者，往往于夜中窃人家莴苣食之，云能生子。盖粤人呼莴苣为生菜也”。

除了祈子外，人们还指望以偷青获得好运。广东、福建的未婚少女偷摘了别人家的菜或春贴，若是迎来对方的诟骂，那便寓意着将来必得良缘，甚至还有“骂得越凶越灵验”的传闻。江苏《川沙抚民厅志》称，清代道光年间，妇女上元观灯时，“或私摘人家菜叶，以拍肩背，曰拍油虫”。由于偷青带来的美好寓意，部分地区偷菜之人并未局限于女性，而是男女老少全民采青。清光绪年间，广西某地，一到元宵节，不待更深，不论男女老少，饭后即出，到处汹汹，势同掠夺，各园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

明代“摸门钉”习俗场景演绎。明清元宵节，女子们要赶往城门“摸门钉”，以求祈福与生子。此风俗 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北京地区尤盛

在有“偷青”习俗的地区，人们对上元偷菜的行为格外宽容。但是，当世人观念变化，或是遇上菜价高昂的年景，“偷青”很可能遭到追究。清人吴友如称，原本人们以偷菜为俗“鬓影衣香与火树银花相掩映，迨至更阑人静，潜入人家菜圃中，窃取菜蔬，谓之‘采青’。虽老圃见之，亦不之禁，惟索取利市钱。所取菜蔬，以生菜为上，盖取生育之意。”偷来的菜被全家一起分而食之，滋味格外鲜美。然而，某年，广东肇城一带恰逢考试，菜价上涨，妇女上元节依旧前去偷菜，遭到卖菜人辱骂喝止，妇人们未曾停手，于是招来一顿棒打。吴友如感慨道：“夫采青所以取吉利也，而反致受辱，彼菜佣妇亦可谓大煞风景矣。”

读到此处，读者一定发现，明清时期的元宵习俗，总是蕴含着一些祈福、驱邪的神秘色彩，这与历朝历代上元的宗教信仰传统有关。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迎紫姑”，此时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江南地带，妇女们元宵节祀“扫帚姑”“针姑”“苇姑”“筲箕姑”等以卜问一年凶吉，可以看作是迎紫姑的遗响。在明代，江南地带桑蚕业发达，女人们以丝绸谋生成为常态，更有妇女盛装打扮，与人商讨交易，因此，趁着元宵“祈蚕”成了必要之举。

其实，这一系列祈福的行为，是否真的卓有成效，或许并不重要。人们借着节庆，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传达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才是这些习俗具有生命力的关键。

今天的人们，若想探究除“吃”以外的其他元宵节俗，大可效仿古人，在上元佳节出门逛一逛、看一看，强身健体的同时，更能游览一番传承至今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