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置遗址航拍。悬泉置是西汉敦煌郡效谷县的驿站之一，因为处于东向长安的驿路上，所以考古出土了大量关于接待西域使团程序的简牍。解忧公主、冯夫人等汉代知名历史人物，都曾到过这里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大普查启动。彼时正于敦煌机场进行考古工作的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副主任何双全，在这年秋天，从敦煌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他们在“吊吊泉”附近发现了一个新遗址点。所谓“吊吊泉”，位于敦煌市东方64千米处的火焰山北端沟口，总共5个泉眼，常年有清泉从崖壁流出。得益于泉水的滋润，这里在一片荒漠中长出了茂盛的芦苇与胡杨，形成一个小绿洲，殊为奇异。何双全很快受邀，一同去判定遗址的具体年代。但他们的首回探访，便遭遇不少坎坷，经历两次迷路，才终于在下午5时到达目的地。遗址点就在沟口西侧缓坡上，从地表露出的灰陶片看，何双全觉得它是汉晋遗存的可能性较大。而第二天考察队的搜索找到了更多陶片、织物碎片以及带字迹的木简削衣残片，基本确定这里是汉代建筑基址。在第三次考察时，何双全又幸运地捡到一枚写着“悬泉置以亭行”六个大字的邮封简。至此，埋没近2000年的汉代驿站“悬泉置”，终于再次向世人“打开大门”。

“悬泉置以亭行”“悬泉置”汉简

悬泉下的宝库

真要说起来，“悬泉”这个地名在传世史料中并非无迹可寻。唐宪宗时大臣李吉甫负责编纂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记录了一个关于汉武帝小舅子李广利的传说，称他西征大宛回程至此，军士们口渴难忍，“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它就是“悬泉水”。而且这口泉水很有灵气，“车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些唐代古文书中也存在相同的故事，比如编号P.2005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说悬泉水流出近一里，唐朝还在这设了“悬泉驿”。不难看出，“悬泉”即后世俗称的“吊吊泉”。汉唐二朝都看上了此处难得的水资源，所以都选择在这建造馆驿。

敦煌吊吊泉，即“悬泉”，唐代传说此泉是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行拔刀刺山形成的

“悬泉置”发现后，最初是打算原状保护的。但是，没多久它便被盗墓贼盯上了，地上出现好几个盗洞。何双全收到消息后，立刻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抢救性发掘。1990年10月，悬泉置第一次发掘工程正式开始。因为这里距离敦煌和瓜州两个东西方向最近的城市都有60多千米，周围又是茫茫戈壁，项目经费仓促之间也没到位，所以考古队员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他们只能租用4千米外瓜州公路局甜水井道班的房子作为住处，生活用品也是东凑西借来的，每天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但这里出土的文物，特别是汉代简牍数量，大大震惊了众人，有时一天竟可以发现上千枚！

1991年1月，发掘队伍暂时停工撤出悬泉置。等到这年夏季的第二次发掘，他们又探明遗址内部结构，并清理了西部灰坑区，得到大量简牍。次年考古队又对遗址东墙和南墙外的建筑残迹进行第三次揭露整理。前后三次发掘，悬泉置出土各类文物7万件，其中有字的汉代木简23000多枚，可谓惊世大发现。

根据《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该遗址总占地面积为22500平方米，主要由坞院、院内建筑及南墙外的马厩组成。坞院是长宽皆50米的正方形，院内西南角有一个叠压在汉代遗迹上的魏晋烽燧。院子大门则开在东墙，其内部沿墙四周都有房屋遗址，共27间。西坞墙下的10间可能是传舍用房，也就是招待来往人士的客房。北墙和东墙的12间房，面积较大，有些是套间，应该是从前的办公场地。

在编号为F26的房屋内，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手抄在墙上的墨书，是汉平帝元始五年（5）颁布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当时这面墙已裂成碎块，专家们只能用棉花先一块块裹住，再装箱带回。对它的修复也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普通的草拌泥材质过于粗糙，经过多次试验，最终是用牛粪和成细泥铺在木框里，将墙体黏合回原状的。这份月令，是由西汉末权臣王莽上呈，并以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名义颁行全国，规定了百姓在不同时节的生活准则，如孟春之月“禁伐树木”，季春之月“毋弹射飞鸟”的条款就颇有些“环境保护法”的味道。汉简中能见到朝廷命地方将诏令在显眼处以“扁书”形式通告吏民的要求。有学者认为，悬泉置墙上的这方墨书，就是汉代“扁书”的实体。

《四时月令诏条》泥墙墨书，西汉，长2.22米，宽48厘米，悬泉置遗址F26房址出土，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此外，坞院东门外南侧还有房屋5间，推测是戍卫的住处。马厩分东西两组，东组有两间房，前间较大，大小为11×11米。后间略小，为11×6米。西组是个大通间，跟西南角楼相接，东西长28米、南北宽14.5米。有趣的是，这里的马粪层最厚有0.5米，上面还盖着一层差不多厚度的草木灰。遗址中大约形成于东汉初期的灰坑有十多个，出土的简牍，最早是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横跨200多年。

通过检测后发现，悬泉汉简材料以木质为主，竹简极少。木材来源有油松、红松、柽柳、白杨，等等。其中，松木简常用于书写官府文书和朝廷诏令这些重要文件，且多见于汉武帝到汉元帝朝。柽柳、白杨反而是新莽到东汉时的主流。自河西四郡设立后，西域诸国纷纷脱离匈奴控制，前来朝拜大汉。悬泉置作为东去长安必经之路上的驿站，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王公贵胄以及使节。悬泉汉简记录中最让人浮想联翩的部分，正是这些人做主角的故事。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西域的城邦国家，实力差距相当悬殊。小者如单桓国，全国只有194人。大者如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人口达63万之多，有时都敢拂匈奴的面子。张骞当初正是看中乌孙不凡的国力，力劝汉武帝用财宝厚赂乌孙王猎骄靡，借其牵制匈奴。乌孙被匈奴压迫许久，早有反抗之心，跟汉朝情投意合，而两国结盟的途径之一便是联姻。所以，汉武帝选了自己的侄孙女、因谋反暴露自杀的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但乌孙王年老，语言又不通，公主惆怅苦闷之下，写出那首举世闻名的《黄鹄歌》：“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细君公主英年早逝，汉朝不久又封“七国之乱”时造反失败的楚王刘戊孙女解忧为公主，续嫁乌孙。那时乌孙王位已由猎骄靡的孙子军须靡继承，解忧先嫁于他，等军须靡过世，再嫁其堂兄弟、新王翁归靡，并生下3男2女。悬泉汉简中有4枚简跟解忧公主相关，简文中一般称她为“乌孙公主”。像下面这份简牍是说悬泉置等几个驿站的信使正星夜转送解忧和长罗侯常惠传递给汉廷的书信，悬泉置的经手人名叫朱定：

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骑当富，县泉译骑朱定付万年译骑。

常惠曾是汉使苏武的副手，跟他一起在匈奴被拘禁了19年，回国后即被拜为光禄大夫。汉昭帝末年，匈奴与车师联手进攻乌孙。解忧连忙上书向汉朝求救。本始二年（前72），刚即位的汉宣帝派常惠前往乌孙了解情况，随后又封他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常惠配合汉朝15万大军，成功将匈奴击退，得封“长罗侯”。自此之后，常惠经年负责代表汉朝交涉乌孙事务。

由于军须靡临终前有遗言，等自己跟匈奴夫人的儿子泥靡长大，翁归靡就得交还王位。故而翁归靡一死，乌孙人立刻拥立泥靡（号“狂王”）即位。解忧的长子元贵靡，本来已得汉宣帝赐婚，要娶解忧的侄女，这下婚事也黄了，连解忧自己都不得不三嫁于泥靡。泥靡为人暴恶，解忧公主遂跟前来乌孙的汉使合谋，想在酒宴上刺杀他，但被泥靡脱逃。泥靡之子还出兵将解忧困在赤谷城里，所幸西域都护郑吉及时出兵解围。在乌孙国内大乱之际，翁归靡与匈奴夫人之子乌就屠趁势割据，又将出逃的狂王杀死。知道乌孙四分五裂，汉朝也派遣一万五千人的大军到玉门关，准备支援解忧和元贵靡，战争一触即发。

这时，一个传奇人物横空出世，她就是当年跟随解忧来到乌孙的侍女冯嫽。嫽是聪慧之义，冯嫽人如其名，《汉书》称她“能史书，习事”，经常作为解忧的使者，持节赏赐诸城邦，被敬称为“冯夫人”。刚好她的丈夫是乌孙“右大将”，跟乌就屠关系很好。冯嫽便和郑吉联手，恩威并施，调和乌就屠与元贵靡的矛盾。在汉朝长罗侯常惠见证下，于赤谷城封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和平共存，战火消弭无形。

后来，汉朝又令常惠在赤谷城带人屯田，并划分乌孙领地，大小昆弥分别管6万户与4万户人家。没多久，元贵靡死去。在西域度过大半生的解忧向汉宣帝上书，称希望让自己的骸骨归葬汉地。宣帝怜悯她的辛劳，决定派人相迎。70岁的解忧公主终于在甘露三年（前51）回到长安。按时间推算，悬泉置驿骑朱定送的那封上书，很可能就是解忧公主向宣帝“乞骸骨”时所写的。而悬泉置还有另外两根简，主题都是命令解忧公主回国时会经过的各驿站，务必要按标准供给她一行人车马：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禀穬麦各如牒……

像悬泉置这类机构，会分为几个细致的部门，有负责食物、马匹、客房的“厨”“厩”“传舍”，它们的主管都称作“啬夫”。通过梳理简牍，敦煌郡境内应该共有9个类似悬泉置的驿站，渊泉到县（悬）泉、龙勒这些名称，按地理位置刚好是由东到西的顺序。虽然宣帝对解忧公主相当礼遇，但仅仅两年后，她就去世了。而冯嫽则再次前往乌孙，照抚元贵靡幼弱的儿子星靡。悬泉置也出土有几枚关于冯嫽行迹的简：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廪穬麦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

这份简是要悬泉置为迎接冯夫人准备好马匹以及马饲料等食物。而就在两个月后，悬泉简里又出现了冯嫽。原来，她上次经过悬泉置的时候，因为“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导致“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有马匹丢失，所以现在要让“骑士张世”负责“以物色逐各如牒”，遍告周边各郡县寻找失马。不难想象，冯夫人如此行色匆匆，肯定是为了分立大小昆弥一事，着急地奔走在汉与乌孙之间。2000年前，这位女外交家的胆色，丝毫不输须眉男子。

实际上，悬泉简中还有很多西域诸国的王后单独向汉朝遣使奉献的记录，学者袁延胜在《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中就提到一位莎车王夫人，她的使者渠代等6人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三月来到悬泉置。这个年份相当微妙，因为5年前汉朝使者冯奉世刚刚改立莎车王。事情的起因，还是和解忧公主有关。解忧与翁归靡的次子万年，深得莎车王宠爱。刚巧莎车王无子，他死后，莎车臣民觉得迎万年来当新国王，等于同时结好乌孙跟汉朝，一举两得，但万年即位后“暴恶，国人不悦”。前王之弟呼屠征随之野心膨胀，不仅将万年和汉使一同杀死，还号召西域各国一起对抗汉朝。谁料，冯奉世此时正送大宛使者归国，“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了呼屠征，另选莎车王。

无论莎车国民，还是西域诸国，其实都心向大汉，所以冯奉世振臂一呼，他们才会群起效命。在神爵二年遣使的莎车王夫人，必然是这位冯奉世所立新王的妻子。而《后汉书》记载，新莽时期，因为王莽愚蠢的外交政策，匈奴重掌西域。当时唯独莎车国不愿归附匈奴，原因就是那时的莎车王“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人家是在大汉长安长大的，真心倾慕汉文化，“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记载“乌孙、莎车王”使者贡骆驼、永始四年（前13）敦煌中部都尉使用“乘传”的悬泉简

至于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她的经历更是传奇。弟史曾去长安学习鼓琴，结果在回国途中，被早就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龟兹国王绛宾截留。解忧公主得知后，也应允了这段情缘。绛宾对弟史非常好，两人在元康元年（前65）一同去长安觐见汉宣帝，留居一年之久，汉朝大方地赠予这对恩爱夫妻锦绣宝物数千万。绛宾“乐汉衣服制度”，回国后按汉朝规制建造宫殿，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悬泉有一份写于建昭元年（前38）的木简，说汉朝派了两个医生前去帮龟兹王绛宾治病，已满五年，现在他们要回程了，敦煌各地要准备好车马护送。据《汉书》记载，绛宾死后，他的儿子丞德仍自称为“汉外孙”，在汉成帝、汉哀帝时“往来尤数”，汉朝对丞德也很是亲密。

从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冯嫽，到弟史，再到丞德，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三代人，始终忠于汉朝，竭尽全力保持西域的稳定，乃至不远万里亲赴长安，维系两国间的亲情。他们人生的剪影，借由悬泉置的笔墨书册，向今天的人们展示和平的珍贵与来之不易，“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追求和平、热爱和平，绝不是指在国家遭遇变故时，害怕流血牺牲，从而采取绥靖政策，对恶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只会让战争的危机如滚雪球般扩大化。如冯嫽、冯奉世般，凭借智谋、果断，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将隐患化解于萌芽状态，方是真正的勇者。“止戈为武”，岂是虚言？

康居王的骆驼

作为传递国家文书、迎送使者的驿站，悬泉置所代表的邮驿系统本身就在中外交往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朝廷政令因这一体系的逐渐完备，才能尽可能快地传至全国各地，这一点在外交层面上显得格外重要。悬泉置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给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康居王使者简册》，西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记录了永光五年（前39）康居使者进贡时与酒泉太守发生争执，朝廷下令要敦煌郡调查之事

康居是西域不输给乌孙的大国，人口约60万，疆域囊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及新疆部分地区。因距离汉朝过于遥远，常年臣服于匈奴。但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后逐渐演化为亲汉朝的呼韩邪单于与首鼠两端的郅支单于间的对峙。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汉使谷吉受命送郅支单于的质子回匈奴。御史大夫贡禹等大臣认为，郅支心怀不轨，为保证使团的安全，谷吉把匈奴质子送到边塞就可以了。但谷吉表示他愿送质子回到单于庭，倘若自己不幸遇害，郅支单于必定会因为害怕汉朝讨伐而远走，这样边境反而得以安宁。舍弃他一人性命换来和平，何乐而不为：

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

等谷吉到了单于庭，果然为郅支单于所害。次年，郅支西迁到康居东部“都赖水”筑城居住。康居王和郅支单于互相嫁女于对方，联姻结盟。康居希望借匈奴的威势帮自己雄长诸国，匈奴也仗着有康居当后援，肆无忌惮入侵和汉朝交好的乌孙，“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不过，康居此前并非跟汉朝没有联系，该国王公贵族时常派使者到酒泉进献骆驼，两国间的外交关系至少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前就存在了。而《康居王使者册》所述，就是发生在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康居人献礼时的一桩冤案。

受害者一方是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及苏薤王使者（康居国内有五小王，苏薤为其中之一）、贵人为匿等人。康居之前每次向汉朝进贡骆驼，酒泉太守都会和使者们一起评定骆驼的价值和肥瘦好坏。但这年的进贡，不知为何，先是从敦煌到酒泉途中他们没有得到汉朝提供的食宿服务，酒泉太守也不再按前例让杨伯刀他们一起参与评级，自己乾纲独断把事情办了。令康居使者恼火的是，他们带来的三头白骆驼，被酒泉一方错定为黄色，而且明明这些骆驼都肥壮得很，可太守硬要说它们瘦骨嶙峋。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看来酒泉太守是有意为难康居使团。但接下来的简文，让形势大逆转，原来康居人到长安后，直接将冤情上报到朝廷“主外国四夷事”的主客那里。主客遂移书敦煌太守，命他调查此案并及时呈报。敦煌太守与长史接着传令到下辖的效谷县（悬泉置就属于效谷），让县廷报告康居使团路过当地时提供给他们的“食用谷数”。最后，效谷守长、守丞把命令传到悬泉置。这就是《康居王使者册》出现在悬泉的全过程。虽然此案的结果今天已不得而知，但这份简牍让我们得以见到西汉处理西域国家跟地方纠纷时的完整流程，相当珍贵。之所以酒泉太守突然为难康居使者，恐怕和康居王收容郅支单于不无关系。但这一指令毕竟只是出于地方官个人好恶下达的，并非朝廷的意思，所以长安方面并没有排斥康居人的申诉，仍旧兢兢业业彻查。有趣的是，康居王跟匈奴结盟后，虽然逞了一时威风，但没多久他就因为郅支单于盛气凌人的性格，吃尽了苦头：

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

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召集饱受郅支单于凌虐的诸国兵以及汉朝的屯田军西征康居，成功铲除郅支单于，其首级被传至长安，这就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典故。匈奴瓦解，康居王又在汉成帝时派侍子入汉奉献。据《汉书》记载，直到这时康居人还自认为汉军鞭长莫及，十分傲慢。西域都护府的使者到康居，不仅位次被排到乌孙等国之下，康居王还经常刻意把他们晾在一边，等自己吃饱喝足再给汉使安排食物。但汉廷考虑到康居新来归附，“重致远人”，还是决定采用怀柔政策，继续保持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玉门关附近就出土过一支写着“使送康居校尉”的汉简，时间是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恰好和史书对应。

值得关注的是，在成帝朝这次和康居的争端中，西域都护郭舜提到一件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河西各郡为招待往还的西域使者，负担非常沉重。这不由得令人好奇，维系以悬泉置为代表的驿站体制，究竟需要多大的投入？

唐代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提到的“悬泉水”与“悬泉驿”，重点讲了西汉李广利的故事

在汉简里寻找真实的悬泉置    

悬泉汉简里，有这样一份报告书，连用多次“唯君哀怜”“死罪死罪”“叩头叩头”。乍一看上去，仿佛撰者犯了什么大错，急需向上官求饶。但它实则是悬泉啬夫“博”在诉说近来的不顺，希望上头赶紧派人手来悬泉置帮忙分担繁杂的工作：

 县泉置啬夫博叩头，死罪死罪，置受□□敦煌北乡南移十月十一月逋十人，直钱八千，迫大客且到，用度不足，博叩头，死罪死罪，唯君哀怜，博叩头叩头，死罪死罪。

原来，悬泉置日常的基层工作成员，都是敦煌郡各处轮流来服役的百姓。如果有人不想来这地方值班，也可以选择拿钱支援悬泉置或者雇人代替自己。但这年十月、十一月，敦煌北乡等处有10个本该来悬泉置帮忙的人手，既不见人影，也不见送来应缴纳的8000钱。眼看马上就有“大客”要经过悬泉，用度却不足，啬夫“博”无计可施，只好这般言辞卑微地向上级求助。

果然郭舜所说都是实情。河西走廊在汉武帝时才被汉朝统治，又地处边陲，各项公事缺乏人力并不意外。我们甚至可以在悬泉简里，看到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八月，敦煌太守命广至县司空啬夫尹猛去东海郡和泰山郡招纳流民的记录。等于说敦煌都已经大老远从山东挖人了。无独有偶，除人力上的困扰，这些驿站内马匹的消耗速度也极其惊人：

甘露二年七月戊子朔辛丑，敦煌太守千秋、长史奉憙、丞破胡谓效谷书言……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计以来死者三百六十八匹，过员八匹。令长丞不忧亲严教主者吏，马饮食不得度，病不以时医治，马死者以故众多，甚毋状，县泉置尤剧。

按这部分悬泉简所述，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时，敦煌郡的9处驿站，配备的马匹总额是360匹。但这一年才过去刚一半，各置马厩上报病死的马居然就达到368匹！悬泉置还受到点名批评，就属你这里马死的最多。在另一支简里，有更触目惊心的数据：

出传马一匹以令剥卖。八月癸未尽九月丙辰卅四日，积卅四匹。

短短34天，悬泉置正好死了34匹马，平均每天一匹。这应该不会是单纯因“饮食不得度，病不以时医治”导致的，相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马是由于过劳致死。马是汉朝十分重视的战略物资，所以河西驿站的每匹马都会登记在册，即“传马名籍”。各置要逐月将厩马名单上报，内容包括马的毛色、年龄、身高、健康状况，以及名字。是的，以悬泉置发现的传马名籍来看，的确每匹马都有名字，试举几例：

传马一匹，骍骓，牡，左骠，齿廿岁，高六尺。名曰王阳。

传马一匹，駹，牡，左剽，齿七岁，高六尺，名曰龙子。

传马一匹，骍句，牡，左剽，齿十三岁，高五尺三寸，名曰载星。

传马一匹，赤骝，牡，左剽，齿八岁，高五尺八寸，驾，名曰铁柱。

对照悬泉的几份名籍，有些马的名字起得非常高雅，比如“载星”“载月”“轻衡”。也有马匹冠以使用者的姓氏或以其他神兽命名。粗糙一点的，直接就叫“铁柱”了。

悬泉置出土敦煌太守“快”简、鼓令简。这两只简分别讲了快巡查各县“传车”情况，以及不同级别的官员来到悬泉置应该击多少次鼓的规定

悬泉简中的“敦煌太守快”，我们也能在《汉书》中找到有关他的记载

河西走廊上外国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功劳并不只归于史册里的英雄人物。在悬泉置默默无闻服役的百姓，以及这些幸运留下只言片语的“传马”们，都功不可没。1974年，在居延所属的甲渠候官遗址中发现一枚记载长安到张掖郡氐池沿途20个驿置的汉简，它就是《居延里程简》。而悬泉置里也找到了两枚里程简，记载了到张掖、武威、天水、金城、安定、长安的距离与途经各置。例如从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的路线如下：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悬泉里程简，汉，其上记载了河西走廊各个驿置的名目及距离，实证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存在

居延和悬泉里程简，实证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存在。没有大汉对交通体系的巨大投入，也就不会有《后汉书》所记“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和平景象。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悬泉置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见证了从战争到和平的驿站，得到了它应有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