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关城，明，位于甘肃嘉峪关市，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是甘肃境内明代长城关隘的代表。如今，甘肃境内现存历代长城总长度约3654千米，其中明长城总长度位居全国第一位

元狩二年（前121）夏，汉军在霍去病率领下二出陇西，实施了一次堪称大胆的奇袭。他们从庆阳西北出发，经富平（今甘肃环县）进入银川平原，由此沿黄河北上，过朔方郡寙浑县（今内蒙古巴彦高勒市保尔浩特古城）出鸡鹿塞（今保尔浩特古城西北20千米哈隆格乃山口），由此转向西北一路500多千米，抵达居延（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后急转西南，沿弱水（今额济纳河，上游又名黑河）直插向河西走廊。

翻开地图人们便可看出，汉军走了一个大“几”字形，绕开匈奴关注的对峙第一线（今庆阳、武威一带）突然出现在河西走廊北端，此战出其不意的汉军大获全胜，俘虏匈奴单桓、酋涂二王，以及他们麾下的“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另外还俘获其他匈奴五王和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及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大小将吏122人，号称斩首3万余级。加上当年霍去病“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匈奴右翼在军事意义上已不复存在。此年秋，遭受重大打击的匈奴爆发内讧，浑邪王、休屠王率众归汉，河西走廊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纵观中外历史，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有冲突性，也有互补性，但如何管控、化解恩怨，如何合作共赢，则体现出文明的智慧。河西归汉之后的历史发展，就印证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尽管中华文明内部草原与农耕文化两部分之间也会产生激烈冲突，然而冲突之后，先民还是能以大智慧作出极富远见卓识的处置，让河西走廊地区成为消弭恩怨的桥梁，进一步成为交通和合之要道。

纵观千年历史，河西走廊历来如是，反复向世人展现中华文明擅长建设和平、守护秩序、促进中外发展的特点，而对此波澜壮阔历史进程最直观的见证与象征，恐怕就是此地营建千年、一直屹立至今的长城吧。

鄣塞见证守边防御战略

战争从来不为中华民族所热衷，早在先秦时期哲人老子就曾深刻地指出：“兵者不祥之器”，甚至表示“战胜以丧礼处之”，但他同时也补充说明：“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的话鲜明道出了中华文明的战争观：国人不希望战争，追求“慎战不战”。但古人也清楚地意识到，有时唯有斗争才能获得和平，汉匈战争即是如此。西汉初期，汉廷也尝试过非战争手段，高帝、吕后、文、景等四代统治者出于现实考虑，几十年间一直用和亲换和平，然而匈奴单于却将汉廷对和平的追求当作软弱可欺，屡屡南下骚扰劫掠，光刊载于史的大规模南侵就多达五次：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前元十四年（前166）、后元六年（前158）；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后元二年（前142），几乎次次震动京师，此外诸如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到后元元年（前163）匈奴连年发动的小规模烧杀掳掠更是不绝于书，直到武帝于元光二年（前133）发起反击作战，匈奴南下劫掠才算告一段落。

从元光二年马邑之变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横扫河西，汉匈战争已进行10余年。以后世角度看，此次取河西地可谓胜利关键转折点之一，但身处战争迷雾的汉廷君臣却未必能明了，他们所见到的是匈奴一直对河西之地耿耿于怀，时刻谋划反攻。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武帝后元元年（前88），匈奴还派人到小月氏传告诸羌：“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降匈奴”，以地为饵引诱共同出兵“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果然不过月余，羌侯狼何就遣使到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由此可见，直到武帝末年，匈奴似乎还有反扑之力，对当事者来说，汉匈战争漫长又复杂，离达成最终目标——实现持久稳定和平还远得很。

战争局面扑朔迷离，结束遥遥无期，给决策者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他们似乎面临着艰难的二选一：到底是穷兵黩武打到汉匈两国你死我活为止；还是就此罢手，干脆前功尽弃，关起门来在敌人面前当鸵鸟？

汉廷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早在汉军大破匈奴之际，曾任丞相长史的严安给汉武帝上书，告诫皇帝：“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史书没有留下严安具体事迹，独独收录他此份上书，可见史家对他意见的肯定。概而言之，严安便是要求决策者着眼于长远，指出战略目的绝非追求“行无穷之欲”，根本是要“安边”。另一位高级智囊主父偃也建议朝廷将主动进攻战略调整为守边防御，确保西汉边疆地区稳定与和平，具体措施便是仿效秦代在北部战略要地修筑长城。

河西地区的汉长城建设大背景便是如此。其实修筑、利用长城进行防御亦非汉家独创，早在战国与秦时中原各国先后修建的齐、赵、燕、秦诸长城，西汉王朝建立初期便沿用之。史载，早在文帝后元六年（前158），文帝就让令免、苏意、张武等人率军分屯飞狐（今河北蔚县飞狐峪）、句注（今山西代县北雁门山）以及北地（可能为今甘肃环县一带），依托秦长城“备胡”，此时汉军就可能对秦长城进行一定程度修缮，并在长安到长城沿线修筑一系列烽燧以传递消息。到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汉军刚收复被匈奴蚕食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就立即“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不难看出，直到汉武初期，西汉朝廷的长城基建大都是围绕故秦长城展开，主要不外乎修缮，但等到河西地区归汉之后，情况则便为之一变：西汉王朝不仅收复了昔日秦王朝旧土，还通过“降浑邪、休屠王”取得匈奴右地的河西地区，旧长城已不足以保卫全境，营建新长城便提上议事日程——略有点滑稽的是，西汉王朝惩秦朝修长城导致人民大起义而亡的先例，不敢公开言自己也要修长城，名之为修“塞”或“鄣塞”。

对照《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可知，大约自取河西之战后9年的元鼎五年（前112）起，汉廷正式开始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兴建长城。史载当年武帝发动“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并且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不仅拉开了修建河西地区长城的序幕，也标志着西汉朝廷在汉匈问题上进行重大调整——战略目标从追求汉匈战争胜利转为谋求长治久安的守边防御。

从南北两方守护河西的汉长城

《汉书·西域传》有言，汉武帝“始筑令居以西”，指出汉代河西长城边塞中，最先动工的为令居至毛目段。令居即今甘肃兰州市永登县，此段长城一路沿着龙首山向北而去，即所谓“因山而塞”，过武威抵张掖后便在此改沿弱水西北行，抵达西边的毛目（今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即所谓“因河而塞”。

到元封四年（前107，一说元封三年），随着赵破奴率汉军击破臣服匈奴的姑师（又名车师）、楼兰，长城也随之延伸，即“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的毛目至玉门关段。据后世专家实地调研，史书所述的玉门并非汉玉门县（今甘肃玉门市赤金镇），而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市阳关镇），此段长城起于当时隶属酒泉的毛目，向西先沿着讨赖河（又名临水，今北大河）而行，讨赖河转南后仍一路西延，然后傍疏勒河向正西直抵玉门关，基本也是“因河而塞”。

河仓城（又名“大方盘城”），汉，位于甘肃敦煌市区西北约60千米处。它建在高于疏勒河河床2米多的土台上，是西汉储存军需的仓库，有仓城、内城、外城三重

从太初三年（前102）起，武帝下令对北方鄣塞进行扩建，他派“光禄（卿）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今蒙古克鲁伦河）……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汉书·匈奴传》《史记·匈奴列传》）从该段资料中后人可知，此次筑长城是涉及整个漠北的大工程，即《汉书·赵充国传》中提到的“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最西便是路博德所筑居延，即从毛目出发，沿弱水下游（今额济纳河）一路修至居延泽西端和南端。

天汉元年（前100），朝廷“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即延长元封四年所筑酒泉至玉门段长城，使其从敦煌西出玉门关，过今新疆白龙堆北，绕罗布泊（盐泽）北岸向西延伸，不过据后世专家考察，此段亭鄣仅有烽台而无塞城。此外，截至宣帝地节三年（前67），朝廷还增筑武威至媪围（今甘肃白银市景泰县境内）黄河渡口的塞垣。

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汉，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其内容指出候史广德失职，致使管辖的长城各隧守御器械缺少、损坏和军粮不足，因此被杖责五十

后人不难从中看出河西北线汉长城建设的轨迹。大体而言，工程大规模启动于武帝元鼎五年左右，到宣帝地节三年大体完成。45年间，西汉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分五次在河西地区分段修建起总长度1500多千米的长城。这些烽燧塞垣或依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而行，或傍额济纳河、疏勒河而建，不仅沿河西走廊北部与阿拉善高原分界线构筑防线，同时还前出居延一带构筑要塞。

另一方面，河西地区是两条连绵山脉中间狭长的西北—东南走廊，其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北线，理论上走廊南线，也就是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麓无需建设长城。从史料来看，此观点似乎并无问题，至少汉代正史中不见河西地区南线筑塞的记载，可当人们将历史镜头拉远，还是会发现蛛丝马迹：《晋书》提到西凉国主李暠说他曾“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此“旧塞”，明显指的是汉代塞城，似乎暗示河西走廊南线也存在长城。

后世的考古与田野调查证实了《晋书》所言。随着20世纪居延和敦煌悬泉置汉简相继出土，人们在其中便找到河西走廊南塞痕迹：在居延汉简中，有一条提到“氐池塞尉”（H119.53），而在悬泉置汉简中，有一简为建昭二年（前37）敦煌太守发给属下的文书（《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第70条》），其中提到“南塞三候”。氐池为汉张掖郡属县，大致位于今张掖市南至祁连山北麓民乐县。敦煌“南塞三候”具体地点虽不可考，但可以肯定是位于河西走廊敦煌段南线，而且规模不小。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田野考古，考古工作者在今天酒泉市肃北县的鄂博山和鹰嘴山发现了一条长约80千米，同玉门、瓜州、敦煌以北汉长城大体平行的汉塞遗迹，遗址底宽约1米，残高2到3米，同敦煌、居延等地汉塞一样也是由白茨或红柳夹土石而成，整体沿山势呈东西分布，而且此地在古时恰属敦煌郡广至县境，很可能就是《晋书》和悬泉置汉简所言“南塞三候”旧塞。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还在张掖市肃南县祁连山北麓牧区发现了30多座东西向分布的烽燧遗迹，或建于地势险要的山巅，或扼守于冲要河口，显然也是鄣塞防御体系的痕迹。而且若将其串联起来便可发现，肃南与肃北的烽燧遗迹及史书中所见“氐池塞”恰能连作一线，足以证明河西走廊南线也有塞垣长城存在。至于走廊南线长城为何千百年来名气不显，有专家推测是因为南线祁连山、阿尔金山远较北面诸山险峻，海拔均在5000米以上，守备南线只需在关键河口山隘处扼守要塞即可，无需像北线一样连绵不绝惹人注目，故而容易被人忽略。

六工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南岔镇七工村西2千米处的荒草滩上，是汉至唐时期的古遗址，初步考证大城当为“宜禾县”，小城当为“昆仑障”之故址

不仅是安全堤坝

史料和考古发现都足以证明，从汉朝起，长城就像双臂一般从令居张开，紧紧地将河西走廊搂抱在怀中，像一座稳固的堤坝，为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提供安全保障，此中典型案例莫过于汉朝对北线居延塞垣的营建。

花庄墩，汉，残高3.6米，位于甘肃金塔县航天镇营盘村西北10.6千米的营盘水库中

从广义上讲，居延虽也算河西走廊一部，但毕竟从酒泉、张掖前出300千米，为何要在此耗费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其实，人们只要考察地理便会叹服于先人智慧：河西走廊为两山所夹，中间可供人类生存之地大都是一些存在水源的绿洲城市，而若是从北线南下，居延泽便是距离最近的大湖。汉军守住此地，匈奴南下骑兵难以补给淡水，便谈不上倏忽奄至，其效果就如当代中西交流史专家张维华所言：“汉欲保张掖、酒泉之地……如仅恃其在河西走廊所立之塞（即令居至毛目段），必感不甚安妥，故于其外边之地复筑一居延塞。汉西北之地有此二边，大体可恃以无恐矣。”

另一方面，先人在军事压力较大的北线构筑两道防线倒也罢了，为何还要在匈奴势力无法到达的河西走廊南线构筑长城？解答此问题，人们就必须对汉代战略家提出的“断匈奴右臂”有更深刻的理解。此战略构想不仅仅在于击溃匈奴右翼浑邪、休屠的军事存在，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南隔西羌，西通西域”“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对此，《汉书》有更具体的表述：“孝武……患其（匈奴）……结党南羌，乃表河西……隔绝南羌、月氏。”

南羌指当时居住于青海一带的羌族部落，月氏是盘踞于敦煌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狼何部，用河西南北长城隔绝南北使匈奴、南羌“不得交关”，从而消弭敌人合流可能性，将敌人进行军事冒险的念头扼杀在摇篮中，使得河西的安定局面能够长久保持，实乃守护和平、消除战争最佳的“上兵伐谋”作战。此外，人们还看到，正是依托河西长城立体防御体系，汉军能有效地实现守边防御，同时他们也不会因有着稳固的后方基地四处出击，而是“慎战不战”，将更多精力投入维护当地和平发展，建立和谐稳定秩序，保障西域诸国交流之中。

其实，如若后人考察河西汉长城兴建的关键节点，很快就可发现，保障同西域诸国交通和合一开始便是武帝兴建河西长城的动机之一。《史记》 《汉书》都曾记载，最初兴建河西长城的元鼎五年并不太平，此时南越高树反旗、西羌蠢蠢欲动，为何刘彻偏选择此艰难时刻动工？对照当时发生的大事件人们便发现，武帝决策“渡河筑令居”恰恰就在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后。元鼎二年（前115），张骞率领的使团从乌孙返回，还带回来数十位前往汉朝的探路使者，以及数十匹良马，之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即是说，武帝为保障与西北诸国的交流往来，不惜咬牙坚持开工。

类似的还有玉门至盐泽段，该段长城兴建的契机便是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此役持续到太初四年（前101）班师，史载长期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大受震动，“多遣使来贡献”，中外交流打开了新局面，而汉朝在敦煌至罗布泊“起亭”的重要目的，便是“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者”。

正如史料所言，河西长城自兴建肇始便不是单纯的军事设施。保障与西域诸国交通，进而促进各民族间了解、相互和平发展，也是其重要的作用之一。

守护和平的汉关卡

正如堤坝用水闸调节水流一般，西汉用长城守卫河西地区，同时用关卡管理内外交流，而这些关卡防备周密，为长城之内的人们提供着安全保障。

在河西走廊汉长城中，名气最大的当数阳关和玉门关，自王之涣写出“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维写出“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后，此两关就成为汉长城关卡中的代表。史料记载，玉门首现于元封四年（前107）“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玉门关在当时玉门县西“一百里”左右，而阳关则在玉门关南，两关对峙，分别扼守西域经河西通往内地的南北两条大道。玉门得名一说是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也有人提出玉门与阳关可能是移植中原地名：洛阳东部成皋关与阳关也是北南相对，成皋关北门就叫玉门。

“玉门当谷隧”简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丝绸之路开通新道等原因，最初玉门关在东汉就可能东迁（另一说为北周时期），唐人所见汉玉门关、阳关都已是“故址”，今人只能通过考古了解汉代两关盛况。据专家考证，今天敦煌市西北80千米处阳关镇的小方盘城便是当年玉门关，其南为阳关，只可惜今天阳关遗址几乎不存，唯有玉门关还留下诸多遗址。

今天小方盘城为四方形，东西长23米，南北长23.6米，残存的堡墙底宽3米（推测完整时为5米），顶宽2.8米，高10.9米，整个墙体用黄土夯实，夯层平均厚约8厘米左右。昔日玉门关同长城相连，可惜今天只剩残垣。出小方盘城西门，人们便可见用当地芦苇、红柳枝同砂石交替铺成的长城城墙，芦苇柳枝厚度一般在4到5厘米间，而砂石则可达20厘米，城墙整体高可达3.4米，宽可达4米多，边上便是连接罗布泊和河西走廊的大道。今天，人们站在小方盘城上还能见到周边许多烽燧遗址，较为典型的是距小方盘城西4千米的当谷燧。当谷燧整体为四方形，主体建筑为残高就达7.8米的望楼，同样是芦苇柳枝和砂石铺筑，望楼东楼还有小屋遗址，推测是当年戍卒居住。此外，在小方盘城西5千米处还有一大方盘城，可能为史料中记载存储军粮的河仓城遗迹。以常理而论，当年玉门关必是大、小方盘城配合附属长城、烽燧组成的一整套防御系统，配合上当地地理，更是防御效果惊人：小方盘城位于两山对峙的夹口中，其中有疏勒河形成的小湖泊，城堡位于其中一小湖泊南岸，而与其连通的长城、烽燧形成立体防御体系，将所有水草丰茂之处牢牢看住。

小方盘城，汉，南北长26.4米，东西宽24米，位于河仓城西南约10千米处。20世纪以来便有说法认为这里是西汉玉门关关址。但随着1979年东距小方盘城11公里处的马圈湾遗址出土多达1200余枚玉门关相关简牍，且多为过所和出入关致籍，亦有学者提出马圈湾一带才是真正的玉门关所在

不仅是著名的玉门关，从其他一些名气较小的汉关遗址中，后人也能看出河西地区长城防御工事之完善。在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天仓乡北25千米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汉长城肩水金关遗址。此关卡选址同样经过精心考虑，位于额济纳河上游谷地北口，扼守河西通往居延泽的咽喉，拱卫南面肩水都尉所居鄣城。今人所见肩水金关为两座对峙的方形夯土堡垒。堡墙南北宽2米，东南长6.5米，宽1.2米，两堡之中关门门道宽5米。从土堡残存的大门构建来看，当年关门上应有门楼，院内有仓库、马厩等附属设施，配合出土简牍人们可以推断，当年此关设施完善，同时驻扎着三套人马，肩负着关卡、驿站和烽候等多种功能。最让人吃惊的还是此关的一些防御措施，不仅在关内西南侧建有边长约35米的障城，西北角有堡垒和烽燧，关键在关门内外沿墙角还设有防步兵尖木桩和防骑兵的方形陷马坑，陷马坑内也设有尖桩，桩底有榫槽，通过横短木固定，使其不会被马蹄踢到。

居延遗址A32号，汉，即通称的“肩水金关”故址。1972至1974年，肩水金关出土、采集了10778枚汉简。其实，这座遗址的功能非常多样，金关、东部候长、騂北亭、通道厩等机构都驻于此地

见证朝贡贸易的河西明长城

明朝自朱棣迁都北京后，其北部局面同西汉初略为相似，需要面对来自北方残元势力的军事压力。明初朱元璋、朱棣都尝试过以军事手段解决，虽然曾给予蒙古诸部沉重打击，但到明中期之后北方边患日重，守边防御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到明弘治年间（1488—1505），围绕长城沿线的“九边重镇”基本成型，其中管辖河西地区的正是甘肃镇，辖区起于东南的今兰州市黄河北岸，西北至嘉峪关讨赖河一带，地跨约800千米。

甘肃镇的长城修建工程起于明中期的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547—1548），后在隆庆五年（1571）和万历二十六年（1598）再度增修，形成河西地区的明长城。其东端有南、北二道，分别与宁夏镇和固原镇相接，之后在武威境内合二为一，两道合计525千米，从武威以西至酒泉的明长城走向则基本同汉长城一致。就构建方式看，河西明长城修筑时本着“利用自然地形，就地取材”的原则，在戈壁荒滩多用版筑夯土墙，底宽3.1—4米，顶宽0.9—1米，高度一般在4—5米间，如嘉峪关关城南段；而在山岭地段多用片石夹土墙，有厚10—12厘米的土层和10—15厘米的片石和黄土分层叠垒而成，如景泰县索桥段；此外还有用树木、木板在山崖险要处设立的崖榨墙，利用陡峭山崖自然形成山险墙和开挖壕堑，典型如嘉峪关西长城外侧就有一道长约15千米的平行壕堑。

甘肃张掖山丹县长城。山丹境内的汉、明长城总计约365千米，其中汉长城94千米，明长城271千米

明人对河西长城三次修筑既有对汉长城的修缮利用，也有新增修缮，今民勤、永昌及临泽县境内全段或部分明长城便是对汉长城增葺利用，典型如临泽县长城西端原有18千米汉长城，到明代时仅剩底宽约1.7米、顶宽85厘米、高3.4米的残垣，明长城则直接在其基础上加盖，将底宽扩到近4米、顶宽1.7米、高5.3米。此外，明人所筑长城以今山丹县境内段用工最力，此地长城同汉令居旧塞垣平行，明长城在内，汉长城在外，彼此相距10到80米不等，此段明长城用黄土夯筑然后外垒石块，但城垣高厚程度惊人，在城西长城西端3号点处，长城同临泽县段一样，达到底宽4米，顶宽2米，高5.3米，考虑到其并未利用汉长城而是重新修筑，工程不可不谓浩大。时至今日，山丹县不仅可以看到两段汉、明墙体平行并列的长城，还有敌台、烽火台1519座，关堡84座，沿线驿站、路墩、生活遗址、摩崖石刻等长城文化遗址留存，被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

河西明长城对后世最大的影响之一，恐怕当数将长城最西段从原来的阳关和玉门关改到新建城池——嘉峪关。嘉峪关位于酒泉以北河西走廊西部最窄处，南为祁连山，北为黑山，两山之间仅有15千米，其间还有九眼泉，水草丰美，易守难攻。洪武五年（1372），冯胜在收复河西地区后，将防线从敦煌西部的玉门大幅后撤至酒泉以西，围绕九眼泉新建嘉峪关城作为边城。最初嘉峪关只是一座孤城，经过弘治十四年（1501）、正德元年（1506）、嘉靖十八年（1539）及万历元年（1573）多次增筑，才形成内城、罗城和外城齐备，并且附带总计83千米西、东、北三道边墙的局面，其中北边墙向东与今高台县长城相连，使得嘉峪关成为万里长城第一关。

“嘉峪关”关城与远处的祁连雪山。明代曾多次整修、扩大嘉峪关的规模，终于形成所谓“天下第一雄关”的景象

正如汉长城一样，明长城在保护河西走廊免遭蒙古劫掠的同时，同样构建了一种秩序，在促进和平发展，提供贸易便利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早在宣德七年（1432），明宣宗派遣使者通西域，一路抵达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赐予当地酋长的诏书中便提出两地“永笃友好，相与还往，同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明廷的善意得到西域各国热烈响应，纷纷前来同内地展开朝贡贸易。西域使团进入哈密后，经过嘉峪关审验便可进入肃州，在此他们被明官员分为赴北京的起运贡使和留居甘州、肃州的存留贡使，由于入京使臣有限，大多数使臣——其实不少都是商团便将自己携带的卤砂、宝石、细麻布、地毯、葡萄干、刀、马等特产在当地出手，而购回瓷器、红玉、麝香、生丝、丝绸以及大黄等药材。正是在朝贡贸易的加持下，河西地区迎来繁荣和大发展，史称“肃州……以此极边之地而有如此富庶”。（明，李应魁 《肃镇华夷志》）

从汉到明，时间虽跨越千年，然而河西汉、明长城之下一再复现的贸易与交流故事却告诉世人，比起战争，中华民族更热爱和平，更热衷于为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愿意维护共生共进的协调秩序。千百年来，国人在河西几次大规模修筑长城，但目的从不是为了锁国，更不是封闭自己，而是将之当作守望和平之堤坝，保障交流的纽带，以长城维持战略优势，以战略优势维护和平，以长久和平维护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以此而言，河西营建长达千年的长城，堪称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高荣《河西通史》；黄续《甘肃境内的三代长城：“丝绸之路”上的河西文化走廊》；景爱《中国长城史》；罗哲文《长城》；《中国历代军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