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地大象纹锦荒帷，唐，2019年武威慕容智墓出土。它盖在慕容智的棺木上，花纹为行走姿态的大象，使用波斯锦工艺制作。慕容智的父亲是吐谷浑可汗，母亲是唐代的弘化公主。彼时河西走廊的文化融合盛况可见一斑

嘉峪关市东北20千米外的戈壁滩上，散布着1000多座魏晋时期的古墓，在它们被发现前，当地人只是将其视为一个个突起的小沙包，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嘉峪关市新城公社（即今新城镇新城村）牧羊人坐在隆起的沙石堆上，一边悠闲地看着羊群吃草，一边将牧羊鞭插进沙丘左侧窟窿乱捣……就是这随意的一棍子，拉开了魏晋古墓群的发掘序幕。

牧羊人先是发现一块砖，然后越挖越深，几天后在距离地面十几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墓门。随着专业考古人员的到来，沉睡地下1000多年的古墓以及“地下画廊”开始露出真容。1972—1979年，考古人员发掘清理13座墓中，8座为壁画墓，共有壁画700多幅，绝大部分保存完好，有的色泽如新。这些壁画大多以一块砖面为一幅画面，分布在墓门照墙、前室和中室四壁、后室四壁等，层层叠叠，五彩缤纷。画师以简练笔法，勾勒出当地人生活场景：宴饮、出行、狩猎、农耕、采桑、畜牧、打场，为墓主人营造出在另一个世界丰衣足食的生活氛围。

以对外开放的6号墓为例，这是一座由前、中、后三个墓室组成的砖筑三室墓，室内结构仿照楼阁建筑，内有画像砖130多块，从前室庖厨加工食物、农夫耙地等到中室墓主人举办宴饮活动，画师真实、生动记录了当时的生活情节。只见耙地图中，一男子蹲于耙上，披发垂于项背不结髻编辫，与《后汉书·西羌传》中“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记载相符。另一幅采桑图里，一位剪发赤足的妇女，一手提笼，一手采摘桑叶，儿童手持弓箭守卫在左右，魏晋之时汉族女子崇尚高髻，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剪发垂项”，不排除该女子为龟兹人的可能。若是我们把视线拉长，会发现不止6号墓，嘉峪关新城3号墓、5号墓画像砖中分别出现了鲜卑人、氐人的形象。而在距嘉峪关新城100多千米的张掖市高台县地埂坡一座魏晋墓中，那头戴尖顶高帽、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的胡人，据学者推测，很可能就是早期进入河西的粟特人。

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群第6号墓中的羌人耙地画像砖。坐在耙上的羌人没有如汉人一般结起发髻，而是任其披散下垂，极具民族特色

这些被定格在壁画上的鲜卑人、氐人、羌人、龟兹人和中亚粟特人，充分说明了河西走廊多民族杂居的事实。作为东西交流的通道，河西走廊一直都是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汉代开发之前是月氏、乌孙、匈奴角逐的场所，秦汉之际，匈奴强大起来，驱逐月氏、乌孙，一度称雄河西。河西四郡建立后，汉族人口大量涌入，汉族也成为河西主要民族之一。魏晋十六国时，河西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带来了“夷虏内附”，北方游牧民族的涌入和中原汉族的迁移，在河西逐渐建立地方政权。伴随河西局势的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交流频繁的同时，各民族间相互争夺、利用、支持、结合，逐渐打破民族界限，使河西地区形成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促使河西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促进民族间沟通，既为河西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注入一股股新鲜的血液，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河西走廊上的“昭武九姓” 

素以经商著称的粟特人最早居住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Sogdiana，音译作“索格底亚那”），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在粟特地区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很多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此外，还有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分别位于苏对沙那、屈霜你迦、羯霜那、赭时的东曹国、何国、史国、石国等。后来，入华的粟特人常以国名为姓取汉名，康、安、曹、史、何等九姓遂成粟特大姓，“昭武九姓”由此而来。

说到河西的粟特商人，就不得不提及住在甘肃金城（兰州）的胡商那耐·万达克，此人约在公元4世纪初致信撒马尔罕的合作伙伴，汇报中国日益恶化的时局：

最后一位皇帝从洛阳逃走，由于饥荒，城市和宫廷遭到火灾，宫殿被焚烧，城市被毁。洛阳已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已经不是昨日的邺城！……这些所谓的匈奴人，昨天还受制于君王！先生们，我们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把匈奴人赶出中国……

按理说，这种私人信件不会被公之于世，那耐·万达克没想到的是，当他把信札用丝绸和麻织品包裹好准备寄往遥远的撒马尔罕时，不知何故，他及另外一位粟特妇女的信札被放在邮包里寄丢了。直到近1600年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以西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残存在邮包里的古粟特文信札，使那耐·万达克没寄到的信重现于世。

古粟特文信札，现藏大英图书馆，是魏晋时粟特商人在河西走廊活动的实证

学者推测，那耐·万达克信中所指灾难当是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人刘曜等人攻破洛阳一事。虽然他已离开中原，但在那里还有几十位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自由民让他很是忧心。在此动荡局势中，居住在从金城到敦煌、像那耐·万达克一样的粟特商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尽管亚麻衣服在当地十分畅销。

由于他们远在他乡，没有亲属陪伴，年老面临死亡，那耐·万达克写信恳求撒马尔罕的扎可克和其父亲那耐·缔合瓦去处理他留在家的一笔数额巨大的存款，并把这笔钱授予“孤儿”塔克黑塞可·万达克——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这是远在异国的父亲最后的心愿。

作为4世纪初控制丝绸之路贸易的众多粟特人中的一员，那耐·万达克在信中提及的商品有亚麻、麝香囊、布衣、毛织衣物等。其实从3世纪开始，西域的龟兹、焉耆、高昌、于阗等地已经出现了粟特人聚落。他们受商业利益驱使，沿陆上丝绸之路东行，一部分人在一些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点留居下来，另一部分人继续前行，去开拓新的经商地点。他们在行进中也吸纳其他中亚民族，组成胡人聚落。从十六国到北朝时期，这样的胡人聚落散布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和蒙古高原等地区。他们或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到长安、洛阳等地。小至宫廷贵妇宠物波斯犬、绘制壁画使用的颜料，大至猎豹、胡姬，都是粟特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

河西很早就有粟特人的聚居点，定居此地者一方面利用自己善于经商的优势，逐渐把持和垄断河西通往西域的贸易通道，同时他们选择入仕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政权，在政治和经济实力双重支撑下，日益发展壮大。如排在唐初武德十六功臣一二位的安兴贵、安修仁，便是出自武威安氏，可以说是粟特安国后裔。安氏自北魏以来，安难陀和其孙安盘婆罗均任“凉州萨保”（萨保本义为商队首领，后发展为胡人聚落政教首领）。唐初，安兴贵、安修仁帮助唐朝消灭凉州李轨势力，得到朝廷重用，安兴贵拜右武候大将军，封凉国公；安修仁拜左武侯大将军、凉州都督，封申国公，其家族在唐王朝世代为官。安兴贵子安元寿不仅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政权，还在唐朝与东西突厥的斗争中屡立战功——武德九年（626），突厥入侵兵至渭河，李世民同突厥颉利可汗在便桥刑白马设盟时，当时只有安元寿一人于帐中护卫。安元寿后来回归故里，最终得以陪葬唐太宗昭陵。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元寿重孙安重璋在李光弼麾下抗击叛军，并乘立功之机向皇帝请求改姓，“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结果被肃宗赐予与皇家同姓的李姓，名李抱玉。

康阿达墓志，唐，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志文中称康阿达是西域康国人，他的祖父拔达曾经担任“凉州萨保”一职，也就是凉州粟特人聚落的首领

当然不是所有在华粟特人都像凉州安氏或者安禄山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的继续发挥所长，如到8世纪中叶，敦煌出现粟特人聚落——从化乡，该聚落位于敦煌城东一里的地方，已经被唐朝沙州地方政府编为敦煌县十三乡之一，乡里的粟特人主要从事与商业有关的事业，而非农业，在他们居住范围内有他们信奉的祆教神祠。有的粟特人放弃擅长的兴贩之业，或从军求得功名，或务农进行生产，参与到河西生活中，融入华夏社会。

这些定居的粟特人反过来又为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及塑像注入新鲜元素，除出现在壁画上的粟特人和流行于粟特地区的胡旋舞，莫高窟中随处可见经由粟特传入的中亚、西亚风格的装饰性图案，常见的有忍冬纹、联珠纹、棕榈纹、葡萄石榴花纹、宝相花纹、海石榴花纹等，就连壁画中让人惊艳的“反弹琵琶”舞姿也是由粟特人传入中国的。

高丽锦如何流入敦煌？

在河西这块土地上，除了粟特人，隋唐五代宋时，还活跃着吐蕃人、吐谷浑人、于阗人、回鹘人、突厥人、高句丽人等。大唐赫赫有名的番将高仙芝即是出自高句丽（史籍也作“高丽”）将门贵族（一说出自高句丽王室之一支）。按《旧唐书·高仙芝传》：

高仙芝，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詧累拔擢之。

高仙芝父亲高舍鸡“本”高句丽人，入唐后在军中被委以重任。高舍鸡家族移民到唐朝的时间，应在高句丽灭亡后。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杀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王，自称“莫离支”（军民总管之意），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新罗派遣使臣向唐求救，唐多次派使劝其退兵，不听。加之其统治荒淫残暴，人民不满，唐太宗决定讨之。为达到彻底瓦解高句丽叛乱势力，消灭其政权之目的，唐在攻打过程中，不断向中原内地迁移人口。唐军虽重创高句丽，但未能攻下它，高宗即位后，继承父志，从永徽六年（655）开始，不断派兵攻打高句丽。到总章元年（668）九月，唐将李勣和契苾何力率兵围攻平壤，“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勣降”，高句丽国灭。

随后，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不过，高宗仪凤二年（677），唐朝册封高藏为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但因高藏谋反而被唐召还放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大概在此时，高舍鸡家族来到陇右一带（其所辖范围相当于今甘肃大部分及新疆、青海部分地区），直至高舍鸡“从河西军”，并在这里生下高仙芝。

高宗统治时期有多少高句丽人迁入河西地区，他们分布在哪些地方？学者魏郭辉根据《大唐六典》“凡关内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推测这些高句丽士兵应该是迁移河陇地区的高句丽人或其后裔，属于屯守的边防军队，主要防范吐蕃进犯唐境。他们及其家属很可能聚居各州的某个地方，形成家族聚居，但这些聚居点应该分散于六州，每个定居点人口都不太多。

“都管七个国”人物纹银盒，唐，1979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现藏西安博物院。正面有7幅图像，中间是“昆仑王国”的骑象贵人，而象鼻所指方向即为穿长袖袍的5名高句丽人，他们头插鸟羽，一旁有榜题“高丽国”三字

另外，魏郭辉根据“高梨（丽）锦”在敦煌文书 P.3432《龙兴寺器物历》中（写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出现8次推测敦煌地区也有高句丽人在活动。这些高丽锦通常用来制作菩萨衣、幢伞或圣僧座绣褥，并非来自朝廷，从当时河陇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看，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切断了唐长安与敦煌的陆路交通，高丽锦要通过贸易方式进入河西的可能性大大缩小，粟特人远涉东北贸易的可能性也不大。而龙兴寺作为国家寺院，极有可能成为各少数民族朝拜之所，结合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敦煌地区的朝鲜人主要聚居于平康乡一带”，高丽锦的大批出现也就不意外了。一直到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还会出现“高离锦”字样，表明其在当地仍然流行。唐律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迁入河西的高丽人浸染当地风俗后不可避免被同化，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敦煌文书P.3432《龙兴寺器物历》中屡次提到的“高丽锦”。此文书大约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证明当时仍有高句丽人后裔聚居在河西走廊

“走依凉州”的吐谷浑部落

与高句丽人“前后脚”抵达河西走廊凉、甘、肃、瓜、沙等州的，还有归附唐廷的吐谷浑部落。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是从辽东慕容鲜卑一支发展而来的，他们从辽东西迁至阴山，4世纪初又先后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至西平（今西宁）间的河湟地区，与当地羌、氐等族相互交融，建立吐谷浑政权。

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休，吐谷浑周旋于各政权间，不断发展壮大，统治自新疆东部至川西、陇东南的一大片区域。其时南北政权对峙，河西走廊为北方政权据有，东晋南朝与西域及柔然、高车交往，皆取道吐谷浑境内，“吐谷浑道”成为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主干路段之一。隋炀帝即位后，急于同西域诸国正常交往，但“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从长安出发西征，围攻吐谷浑，大获全胜，伏允可汗兵败南逃，隋取其地设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徙天下轻罪者居之，大兴屯田。此战结束后，隋炀帝一行翻越祁连山前往河西走廊，在焉支山下接见西域27国王公使节，西域诸国商贾云集，盛况空前。

可惜好景不长，隋末中原战乱，伏允复其故地。唐初，伏允乘李渊无暇西顾之机，频繁寇边。贞观九年（635），唐太宗命李靖等率兵征讨吐谷浑，伏允败走，为部下所杀，唐立其质子慕容顺为可汗，吐谷浑国人不附，酿成动乱，慕容顺为国人所杀后，唐廷又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并将弘化公主嫁与诺曷钵为妻。吐谷浑于是奉唐正朔，遣子弟入侍，依附于唐朝。

随着吐蕃势力北上，吐谷浑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亲近吐蕃、反对唐朝，以丞相宣王为首；一派依附唐朝、反对吐蕃，以诺曷钵为代表。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一举攻占吐谷浑，诺曷钵无力抵御，遂与弘化公主带领“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今武威市凉州区南山一带），请徙居内地”。唐廷为牵制吐蕃，封诺曷钵为青海王，欲助吐谷浑重返故地。但咸亨元年（670）唐军惨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境内），使吐谷浑依靠唐朝复国的希望彻底破灭，唐朝遂将归附的吐谷浑部落安置在河西走廊凉、甘、肃、瓜、沙等州。

事实上，对将吐谷浑部众安置在何处，朝廷大臣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将其内迁安置于秦、陇或靠近丰、灵一带，以防其背叛。有人认为，这些吐谷浑部众因仰慕唐朝而来，而“吐浑所降之处（凉、甘、肃、瓜、沙等州），皆是其旧居之地，斯辈既投此地，实有恋本之情”，若将其分置于河西诸州，既可“顺其情”，又可“分其势而不扰于人”，实为一举多得之良策。早在北魏时期，已有许多吐谷浑人作为战俘或降附者入迁魏境，见于记载的就有七万余人，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西北沿边诸郡，凉州自然是其入迁目的地之一。隋时，吐谷浑常与突厥联手发兵凉州，抄略边民，吐谷浑与凉州接壤，吐谷浑部落在凉州南山游牧完全有可能。更何况吐谷浑被吐蕃占领，诺曷钵和弘化公主选择“走依凉州”，应当也是考虑到那里有吐谷浑人生活，可以相互接应。

诺曷钵带领族人在凉州生活了9年，因为畏惧吐蕃国力强盛，担忧军队会随时进攻，咸亨三年（672），吐谷浑部族迁至安乐州（今宁夏中宁东南）定居，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其后，吐谷浑王族支脉一直在此定居，吐谷浑王统得以在被吐蕃灭国情况下，又延续百余年。

木雕男立俑，唐，高62.5厘米，肩宽10厘米，武威“弘化公主墓”出土，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其所着右衽翻领大衣是典型胡服

尽管一部分族人跟随诺曷钵移居安乐州，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仍有吐谷浑部落摆脱吐蕃依附唐朝，据《资治通鉴》载：“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既已投附沙州，且由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可知这部分吐谷浑人是被安置在河西本地的。安史之乱后，这些吐谷浑人又相继受吐蕃和归义军政权管辖，五代以后逐渐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各族融合，今天青海地区的土族，就是以吐谷浑为主要族源，在先后融合藏、蒙古、汉、羌等族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大可汗陵到阳晖谷

有意思的是，从考古发现看，有的迁至安乐州生活的吐谷浑王族死后并不葬于此，而是选择“回到”凉州。

清同治年间，武威地区战火不断，当地民众纷纷进入山中挖窑洞避难。在青咀湾一带，一梁姓人家偶然挖到弘化公主墓葬，见墓室内金碧辉煌，墙壁上绘满壁画，梁氏将金银珠宝全部盗去。1915年，公主墓又被人掘开，掘墓者将墓志取出，时任武威知县唐敷容听说此事后，派人四处寻访，追回弘化公主墓志，放置武威文庙保存（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只见墓盖正中篆书阴刻“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志文中有武则天所造新字“人”“国”“地”“年”。按碑文“以圣历元年（698）五月三日，寝疾，薨于灵州东衙衍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以圣历二年（699）三月十八日，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可知，弘化公主活到武则天执政时期，被武则天赐封为西平大长公主，并赐姓“武”，墓志铭称其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也”，但其出身当为宗室女。

弘化公主墓志，武周，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弘化公主是唐太宗族妹，也是唐朝第一位和亲公主，嫁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武周圣历元年（698）死于“灵州东衙之私第”，享年76岁

至此，人们才知道大唐第一位和亲公主竟葬于武威。此后，武威南山地区青咀湾、喇嘛湾一带陆续发现多座吐谷浑王族墓葬及墓志，墓主人包括诺曷钵嫡长子、第二代青海王慕容忠，慕容忠之妻金城县主，慕容忠之子慕容宣昌、慕容宣彻等，墓志铭年号从武周圣历二年（699）至肃宗乾元元年（758），由于墓志记载其归葬地多为“阳晖谷”，所以这一区域也被称为“阳晖谷陵区”。为何他们会选择葬于此？在学者周伟洲看来，“凉州南山（祁连山）离原吐谷浑中心青海较近，隔祁连山即其原领地，葬于此处，即可受到唐朝的保护，免除吐蕃破坏，又因靠近故乡，以抒发眷恋故土之情。从目前在青咀喇嘛湾发现的慕容氏墓葬来看，均系墓门向南，建于山岗之上，大有望乡的意味。”加之凉州属于吐谷浑人游牧生活的“旧居之地”，作为王族先茔符合其“归葬”传统与习俗。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以为“阳晖谷”就是武威吐谷浑王族陵区，直到2019年9月，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在祁连山区进行土地整备时，于祁连山北麓山顶发现一座古墓，这一认知才被打破。从出土墓志来看，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因病于天授二年（691）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并于“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其“祖丽杜吐浑可汗。父诺曷钵”，为“可汗第三子也”。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文，是目前所见依据汉文创造的年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

慕容智早年生活在吐谷浑王城伏俟城，14岁时随父母逃亡至武威，他曾在长安担任禁卫军职，宿卫皇帝，因出身高贵且尽忠职守，官至“守左玉钤卫大将军”，病逝后归葬于“大可汗陵”——在武威已出土的吐谷浑王族墓志中，这还是首次被提及。弘化公主及其长子慕容忠归葬时间均在圣历二年（699），在时间上晚于慕容智墓，且据弘化公主墓志“吾王亦先时启殡，主乃别建陵垣”，不难推断，“大可汗陵”里当葬有慕容智之父诺曷钵，此处才是武威地区第一个吐谷浑王族陵区。

至于弘化公主为何与慕容忠葬于阳晖谷，有学者推测这绝非巧合，考虑到两人同一天死于灵州私第，又同一天被安排下葬，且没有葬在“大可汗陵”内，定是发生了什么政治变动。或许与武周时期唐蕃相互征伐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

慕容智墓远景。目前吐谷浑王族墓可细分为三个区域，即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墓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还有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

打开慕容智墓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夫妇合葬，目前所知武威青咀湾、喇嘛湾一带的吐谷浑王族墓全为单人葬，未见夫妇同穴合葬或在同一墓园内比邻而眠的情况，有的被安葬在不同山岗上，相距甚远，而且从现今地面上也看不到有相关墓葬地面建筑的遗存，大有隐于山形之中、防止被人盗挖之意。慕容智墓因位于天祝县岔山村山顶上，距早就被盗墓者光顾的“阳晖谷陵区”15千米开外，未被盗掘，成为目前发现和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

据墓志“其有守中外，沐淳和，贵诗书，践仁义，则王家之生常矣”可知，虽为吐谷浑人，慕容智重诗书，推崇仁义。在其墓中出土一套装有毛笔（两支）、纸、墨的漆盒，考古人员发现毛笔笔杆为麻竹，笔头为羊毛。要知道，毛笔易损，本就不好保存，纸和墨更是如此。在这两支毛笔“现身”前，国内未出土过唐代毛笔实物，学者齐东方根据其材质和长短推测，这两支毛笔可能是抄经用的，当然受资料所限，毛笔真正用途尚无定论。慕容智让它伴其长眠，当是对其青睐有加。

在墓葬选址上，吐谷浑慕容氏仍保留有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习俗，比如弘化公主、慕容忠、慕容智墓均散布于小山岗上，在中原内地发现的唐墓群，极少采用这种形式。慕容智墓墓葬结构与规格却完全符合唐制中对三品官员（慕容智官至云麾将军，从三品武散阶）的丧葬要求。墓主身着朝服，头枕鸡鸣枕，挽髻，戴幞头，面罩丝织覆面，腰束嵌金牌饰的革质蹀躞带，身着13层服饰。慕容智墓考古发掘队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指出，从其所穿金带紫袍、贴身随葬的笔墨纸、象牙笏板、豹皮弓韬等看，可以说是唐初三品大员的标配。另外，从墓室东西壁分别绘三足乌（代表太阳）和桂树、捣药玉兔，以及贯通西北东南的白色条带（银河）来看，壁画未脱落前当是幅天象图，这种题材在唐皇族王室和重臣的高规格墓葬中屡见不鲜，墓主人身份均在三品之上。

慕容智墓出土的胡床、笔墨纸以及墓志一侧的吐谷浑文字。吐谷浑王室与慕容鲜卑同源，而鲜卑人据史书记载曾拥有本民族文字，可惜早已失传。慕容智墓志上的奇异文字为探寻鲜卑文的真容提供了目前唯一的材料。笔墨纸是放在一个黑漆托盘里，墨块上有“金谷上光”四个字

除唐墓中常见的彩绘俑群、金银餐具、开元通宝铜钱外，慕容智墓出土的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以铁甲胄为主的成套武备、白葡萄酒实物以及类型多样的丝织品等，在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中均为首次或罕见“亮相”。

慕容智墓出土的鎏金银马具，由革带、带扣、带饰、节约等部分组成，除革带外皆为银质，表面鎏金。带饰中央为各种姿态的狮子，十分华丽

在慕容智墓室西北角还有用木棍串起来的粮食袋。经鉴定袋里含有的谷物遗存包括粟、黍、小麦、荞麦、大麻、亚麻、豆类、青稞、甜瓜等，它们源自不同地方：粟、黍、荞麦、大麻来自中国本土；小麦、青稞源于西亚；甜瓜原产中东及非洲一带，结合文献记载吐谷浑“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当时吐谷浑人饮食习惯即以五谷为主食、以甜瓜等为副食，它们有的是吐谷浑人自己种植生产的，有的则是从日常经济交往中获得。出土文物中，无论是有西域文化特色的胡瓶、胡床，还是具备北方草原民族风格、有狮子图案的鎏金银马具，抑或是色彩明丽、制作精美的饰棺之物——大象纹荒帷……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多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都能在它们身上找到。诚如陈国科所言，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来看，该墓葬兼具中原、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多种文化元素，显示了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参考资料：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高荣、贾小军、濮仲远《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苏银梅、马晴《丝路遗珍：粟特语古信札Ⅱ号文献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魏郭辉《唐代河陇朝鲜人之研究》、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赵学东、曹琴《吐谷浑慕容智墓所见唐代多元文化交融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