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3号大佛窟，唐，其中央的释迦牟尼像高达28米、宽10米，左右两侧还另有6尊造像，窟内南北两壁上绘有各种神兽及花卉

佛教的传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外来影响，传统说法认为，佛教进入中国是从东汉第二任皇帝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迎请高僧竺法兰等人来洛阳传法并创立白马寺开始的。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佛教至少在西汉晚期便已传入四川盆地，且在更早时便已出现在西域以及被称为“凉州”的河西走廊。因此，东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西走廊，在佛教义理与艺术的吸收方面，呈现出极为突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也为中华文明在接下来的时间长河中，走向隋唐时期的艺术巅峰，奠定了基础。

一封东汉请柬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以上文字来自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片简牍，据推测这片简牍的时代大概是公元58年至公元108年之间，正是汉明帝夜梦金人迎请佛教入华后不久。根据简文内容判断，应是谭堂请人喝酒的一封附有日期与地址的请柬，谭堂以“弟子”自称，其所住居的社区（里），名唤“小浮屠里”，“弟子”与“浮屠”均为佛教用语，谭堂一定是一个居住在信仰佛教的社区——小浮屠里的佛教信众。

“小浮屠里”简，汉，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有“小浮屠里”，那么一定就有“浮屠里”或“大浮屠里”，这就说明在悬泉置附近的敦煌郡某县境内，不止一个佛教社区。而且悬泉置距离敦煌郡城相对较远，一个非郡城所在地区都有浮屠里，那么作为敦煌郡中心的敦煌县里想必也有，此时（东汉中前期）的敦煌郡内各县或许拥有七八个佛教社区。

要知道，如果按汉明帝夜梦金人的说法，白马寺创建以后，佛教才从东汉王朝的中心辐射传播到各地。悬泉置这封来自佛教弟子谭堂的请柬，对“由中心向边缘传播”的“史书建构”形成了挑战，提供另一种可能的佛教传播路径，即从“华夏边缘”向“王朝中心”，是“边缘向中心传播”的方式。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书写汉字的谭堂很可能是一个汉人，而东汉时期对于外来宗教的政策其实都是只允许外来族群信奉并集中居住在一个里坊，不允许汉人加入。敦煌郡小浮屠里谭堂的存在，似乎表明这项政策在基层执行得并不彻底。

敦煌郡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敦煌郡以西，则是受到贵霜王朝影响的西域诸国。东汉时期的贵霜王朝，也就是《汉书》中的大月氏，正处于丘就却、阎膏珍，以及弘扬佛法的迦腻色迦统治时期。贵霜王朝统治核心便是犍陀罗地区，也正是接下来几个世纪，整个亚洲中部、南部、东部即将席卷而来的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发源地。或许正在敦煌郡的小浮屠里宴请宾客的佛弟子谭堂并不会想到，他的信仰，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以他的家乡为跳板，对整个东亚产生巨大影响。

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稳定统治

东汉时期的河西走廊并不稳定，时常受到西域“三绝三通”与凉州“羌乱”的影响，汉末的混战更不必说，所以佛教在东汉时期的中国，传播得并不顺利。公元3世纪初，随着曹魏统一北方，河西走廊所处的凉州逐渐稳定下来，迎来诸如尹奉、仓慈、吾彦、赵基、皇甫隆等优秀的地方官治理敦煌，仓慈等人的崇佛政策更是促进了佛教在敦煌郡乃至整个河西走廊的发展。来自贵霜王朝的支娄迦谶、支亮、支谦等高僧也在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顺着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介绍佛教的最新理论知识，其中的支娄迦谶，在东汉末年抵达洛阳，是最早将贵霜王朝治下诞生的大乘佛教传入中原的西来高僧。

只是，凉州的安定还是被西晋初年的鲜卑领袖秃发树机能打破，好在不久后凉州便在公元301年迎来新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张轨及其子张寔、张茂所创建的前凉王国，对内笼络河西豪族、对外保持晋朝臣子身份，始终奉西晋王朝正朔，并且屡次发兵试图拯救西晋于水火之中，一度让时人赞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奈何西晋在八王之乱的危害下已无药可救，张氏父子的前凉政权只得保据西北一隅。

张氏前凉虽然无法在东部“力挽狂澜”，却在西部经略有方，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氏父子不仅保据了河西走廊所在的凉州，而且还继承东汉、曹魏、西晋三朝在西域地区的战略支点——敦煌以西、东天山以南的西域长史与戊己校尉驻地，也即罗布泊附近的楼兰故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城为重心的区域。

前凉王张骏在公元327年利用西域长史李柏平定戊己校尉赵贞的叛乱，而后便率先在今新疆地区设置郡县，高昌郡（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及其属县便设置于此年之后。公元335年，前凉设置了以敦煌郡为中心的沙州，囊括敦煌郡、晋昌郡（今甘肃省瓜州县）、高昌郡三个郡，以及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府、玉门大护军府三个军府，不仅将河西走廊与西域诸国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让前凉对于河西走廊西部乃至西域东部的统治更加灵活高效，这就为佛教顺利传入前凉王都、凉州首府——武威郡姑臧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李柏文书，前凉，1909年日本人橘瑞超从楼兰遗址掠得，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它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国王的问候信。但具体的写作时间不明，有346年以后、336年、325至328年等多种说法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盗走莫高窟藏经洞文献之前，于玉门关烽燧里发现了几封公元4世纪初的粟特人信札。通过释读可知，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主要西来商人——粟特人，早在公元4世纪初便已经在敦煌、酒泉、武威、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建立了兼具宗教与商站属性的社区。这些社区与前文提及的小浮屠里类似，只不过粟特人的社区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也不排除一部分粟特人转信佛教）。粟特信札的存在，至少说明，多元的宗教文化通过经济往来、建构移民社区，将新的宗教理论与艺术，经由河西走廊传递到中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大乱，并未影响中西高僧大德坚定的取经传法步伐，甚至迎来取经与传法的一次佛教文化传播高潮。河西走廊所在的凉州，相对中原更加安定，自凉州东向道路虽然并不畅通，自凉州西进的道路却相对畅通，前凉时期如此，前秦与北凉时期依然。后凉时期的河西战乱相对于同一时期的中原，终究还是短暂的，仅仅局限在公元5世纪初的十多年。而且争霸河西的氐人前秦、氐人后凉、鲜卑南凉、汉人西凉、卢水胡北凉都是尊崇佛教，甚至佞佛的政权，佛教的东进，哪怕在凉州最乱的公元5世纪初，也是少有阻碍的。

敦煌菩萨竺法护与他的译经事业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地近西域的河西走廊，自然成为西域佛教文化的较早传入之地，来自西域诸国的西来高僧，在魏晋十六国时期便顺着丝绸之路干道，落脚河西走廊沿线、同属凉州管辖的敦煌与武威，或短驻，或长留，或世居，从事翻译佛经工作，将印度次大陆的新佛教理论传入凉州，并最终借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的机遇，席卷中原。

早在三国曹魏时期，世居凉州敦煌郡的月氏侨民昙摩罗刹（其名意译便是竺法护，本姓“支氏”，出家后随印度高僧师父改姓为“竺”），西行西域诸国求法，足迹遍布安息（帕提亚帝国）、月氏（贵霜王朝）、大秦（罗马帝国的地中海东岸）、龟兹（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于阗（位于今新疆和田一带）、疏勒（位于今新疆喀什一带）、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古代国家或政权。竺法护求法有成便在西晋泰始年间（265—274）返回敦煌，并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原。

竺法护在长安翻译胡本佛经，历经西晋武帝、惠帝、怀帝三朝20余年时光，共翻译经书154部309卷，其中就有《妙法莲华经》的最初全译本——《正法华经》十卷二十品、《大般若经》中宣扬“性空幻有”理论的《光赞般若经》等等，涉及《般若》经类、《华严》经类、《宝积》经类、《大集》经类、《涅槃》经类、《法华》经类，还有大乘经集类、大乘律类、本生经类、西方撰述等，种类颇多，是佛教大乘理论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为汉文译本，对于佛教大乘理论的东传厥功至伟。而且竺法护所译经书，不少还与日后东晋流行的玄谈潮流契合，成为颇受东晋僧俗精英推崇的高僧大德，由于竺法护世居敦煌，便被时人誉为“敦煌菩萨”。

南宋至元朝刻印的《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中的《贤劫经卷第九》，为西晋时竺法护所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翻译经书的过程中，竺法护还培养了大批弟子。在竺法护的译经事业中，最著名的便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他们在秉承竺法护原意的基础上，还常常帮助竺法护根据汉文语境，润色文句。另外还有竺法乘、竺法首、竺法行、竺法存、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参与到竺法护的译经事业中。

竺法护很可能在其晚年，因为八王之乱、匈奴汉国、巴蜀成国的“冲击”，而率领诸弟子离开长安，返回敦煌，以至于竺法护翻译的后期经书与弟子行迹，均对凉州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竺法护大约在西晋永嘉二年（308）圆寂，西晋王朝则在几年后被匈奴屠各部创建的“汉国”所攻灭，他们一行人的事迹有所失载，只有竺法乘的功业最为突出，他在随竺法护返回敦煌后，在敦煌创寺讲法、广收门徒，这就让本就拥有佛教氛围的敦煌郡，成为十六国乱世中的“一隅佛都”，以至于《高僧传》都夸赞竺法乘“大化西行乘之力也”。

与竺法护同时，来自中原的朱士行取道河西走廊，西行取经求法，由此掀起第一波取经高潮，一直延续到唐代。朱士行是中原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他在洛阳白马寺登坛受戒，并在曹魏甘露五年（260）从长安出发，抵达于阗国，得到《放光般若波罗蜜经》梵文本。朱士行抄写90章60多万字，并在西晋太康三年（282）派弟子法饶将此经送回中原。大抵与竺法护译经同期，朱士行最终留在于阗，并未东返。当时的于阗长期浸润在佛教氛围中，甚至可以说是佛教义理与修行的中心之一，所以朱士行才会选择留在于阗。

敦煌莫高窟的开创

竺法护与竺法乘在敦煌开创的寺院，很可能是莫高窟南城城湾内的仙岩寺。仙岩寺在竺法护、竺法乘乃至敦煌名流索靖的“加持”下，成为敦煌郡的一处佛教修行中心，日后一路东行浙江天台山、影响江东佛教发展的敦煌高僧昙猷便很可能是竺法乘的弟子，并曾在仙岩寺修行，仙岩寺也吸引了一部分河西走廊的僧人来此听法修行。

前秦建元二年（366），来历不明的僧人乐僔，来到仙岩寺附近的宕泉河畔。他看到三危山被夕阳照耀，产生看似万丈佛光的光影现象，认为是佛陀启示，便在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东麓崖壁开凿了一个石窟，用于禅修观相。而后又有一位名唤法良的僧人，在乐僔禅窟旁再修造一个禅窟，这二位高僧所开凿的禅窟被唐朝时期的敦煌人认为是敦煌莫高窟的源头，并记载到石碑与壁面上，留存至今：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当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莫高窟第332窟前室的《大周李君莫高窟修慈悲佛龛之碑》

秦建元之世，有沙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

——莫高窟第156窟墨书题记《莫高窟记》

我们仍未找到“乐僔窟”与“法良窟”的具体位置，有学者认为就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座洞窟（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有学者认为已经被损毁无存或被后世壁画覆盖了，还有学者认为甚至都不在莫高窟如今的窟区内。不过，考虑到乐僔、法良几乎紧随竺法乘敦煌弘法之后，不排除乐僔、法良本就是奔着竺法乘所创仙岩寺来的可能，或许乐僔、法良是在仙岩寺外围开窟修行的。从日后晚唐五代时人的追述看，“仙岩寺”或“仙岩”也往往作为莫高窟的雅称出现在碑文、赞文之中。

敦煌文书P.3720《莫高窟记》，唐，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此文书记录了前秦时乐僔来到三危山开凿佛窟的事迹

凉州佛教影响中原

继竺法护之后，高僧鸠摩罗什的东行传法译经，进一步增进了大乘佛教的弘扬。鸠摩罗什是天竺望族鸠摩罗炎与龟兹王女耆婆之子，受母亲影响，从小便信奉佛教，并且在7岁被母亲带到罽宾国（位于开伯尔山口附近）跟随高僧盘头达多学习小乘佛法，而后来到疏勒国跟随本为莎车国王子的高僧须利耶苏摩学习大乘佛法，十年间跋山涉水修习西域佛法。鸠摩罗什博读大小乘经论，名闻西域诸国，甚至盛名传到了中原，以至于刚刚统一北方及巴蜀地区的前秦天王苻坚都知晓鸠摩罗什的声名。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派遣大将吕光远征西域。吕光在攻克龟兹后，对鸠摩罗什颇为倚重，并且在淝水之战前秦战败消息传来后，听从鸠摩罗什的意见率军东归，并将鸠摩罗什也一并带上。吕光率军挫败了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割据凉州，建立后凉政权，鸠摩罗什由此在凉州首府武威滞留了十六七年。这些年间，鸠摩罗什得以修习汉语，成为一个融通天竺、西域、中原多种语言的高僧，为其日后在长安城的大规模译经活动奠定基础。

陕西西安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唐，通高2.46米。塔身共有8面，北面刻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13字

后秦弘始三年（401），后凉政权在内忧外患中逐渐萎缩成武威一地之主，西凉、北凉、南凉无不威胁着后凉的统治。后秦君主姚兴趁机派遣大将姚硕德西征，围攻武威郡姑臧城，逼降后凉君主吕隆，鸠摩罗什由此被姚兴以国师之礼请入后秦首都长安，并在长安组织大型译场，在接下来的十余年时间（401—413），翻译了大批沿用至今的经书，比如《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佛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佛论，系统性介绍了大乘佛教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

由于拥有天竺、龟兹血脉的鸠摩罗什兼通中原与西域语言，他所翻译的经论，都是内容信实、字句畅达，有不少著名的汉语词汇，诸如“欢喜”“舍利”“涅槃”“爱河”“苦海”“烦恼”“心田”“未来”“大千世界”“天花乱坠”“一尘不染”“回光返照”“粉身碎骨”“不可思议”都是鸠摩罗什原创。如今流行的诸多常见佛经文本，仍是鸠摩罗什译本。比起相对“学霸”一些的玄奘，鸠摩罗什译本好读易懂。国学大师梁启超还称赞鸠摩罗什为“译界第一流宗匠”。

鸠摩罗什赖以东行的白马传说被供奉在敦煌西郊的白马塔（清代重建）中，鸠摩罗什的舌舍利传说被供奉在武威市区内的鸠摩罗什舌舍利塔（清代重建）中，鸠摩罗什的舍利则被供奉在长安西南郊外的草堂寺八宝舍利塔中，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三处鸠摩罗什相关古迹。另外，为纪念鸠摩罗什的贡献，在鸠摩罗什的故乡龟兹，克孜尔石窟前，也有一尊鸠摩罗什的坐像。

武威鸠摩罗什寺。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城内寺庙毁坏殆尽。现在的鸠摩罗什寺是1998年后逐渐修复的

在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经的同时，一位来自中天竺的高僧昙无谶，因为得罪了所在国的国王而带着《大涅槃经》前分十二卷和《菩萨戒经》等佛经来到龟兹。然而此时的龟兹依然流行小乘佛教，涅槃信仰所属的大乘佛教并不受欢迎，昙无谶不得不前往西凉政权治下拥有更好大乘佛教信仰基础的敦煌郡，并且在敦煌翻译了《菩萨戒经》。

421年，北凉沮渠蒙逊攻灭西凉，占据敦煌，并将昙无谶带到凉州的首府——武威郡姑臧城。昙无谶先后译出《大涅槃经》三十六卷、《方等大集经》三十卷、《悲华经》十卷、《方等大云经》六卷、《金光明经》四卷、《优婆塞戒经》七卷、《佛本行经》五卷、《菩萨地持经》十卷（以上都现存），《海龙王经》四卷、《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一卷，其中的《大涅槃经》对于涅槃信仰的流行至关重要，也是大乘佛教众生平等理论的重要文本，其理念对于十六国后期北朝时期的涅槃图像影响至深。另外，《佛本行经》本为中天竺人马鸣在贵霜王朝治下所作，对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事迹予以总结梳理，此经的译出，对于北凉时期以及之后北朝时期出现的大量佛传故事壁画与石刻图像影响颇深。在吐鲁番的吐峪沟曾有北凉写经《优婆塞戒经》出土，而吐鲁番正是北凉治下的高昌郡，是北凉的西北边郡，由此可见昙无谶译经对于北凉治下凉州的影响力。

北魏延和二年（433），北魏逐渐掌控胡夏、西秦诸国地盘，势力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延展到黄河中上游，并与北凉接壤。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昙无谶盛名，派遣使者前来向北凉讨要昙无谶，希望他能前往代京平城讲法。沮渠蒙逊为了不让昙无谶落入北魏手中，明面礼送昙无谶东进，暗地却派刺客杀害昙无谶，一代高僧至此殒命。不过，正如佛教史学大师汤用彤所言：“长安之译者鸠摩罗什，凉州之译者昙无谶，俱集一时名宿，其影响并及于南北。”昙无谶开创的涅槃学派，启南北朝而远播隋唐，影响不可不谓之深远。

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凉州模式

一代枭雄沮渠蒙逊为人虽然阴险狡诈，但他对佛教造像艺术方面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佛塔——北凉石塔，便出自北凉政权治下的酒泉、敦煌、高昌一带，河西走廊现存年代最早的一批石窟，也很可能是北凉所营造的，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甚至将凉州地区在公元5世纪初期形成的造像艺术概括为“凉州模式”。

宿白认为，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第四窟，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石窟等考古资料基础上，在河西地区存在一种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有鲜明的西域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的佛教造像模式。这一艺术模式后来对北魏时期云冈等石窟的开凿起到至关重要的典范作用，进而对佛教艺术在北魏的遍地开花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承玄元年（428）高善穆石造像塔，北凉，高44.6厘米，1999年酒泉市石佛湾子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北凉石塔是对酒泉地区出土6座、敦煌地区出土5座、吐鲁番地区出土2座、武威地区出土1座共计14座石塔的统称，其中最为完整且精美的无疑是酒泉市石佛湾子出土的北凉承玄元年（429）高善穆石塔，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该塔顶部为北斗七星，塔身中部刻有包含释迦牟尼在内的过去七佛，以及交脚而坐的弥勒菩萨一身，共计八龛八像。塔身底部则是八卦乾坤六子女图，分别为“乾（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的正是塔身中部的“弥勒菩萨”与象征了未来的“震卦”，意指弥勒终将到来。

沙山石塔，北凉，通高60厘米，底径21厘米。塔基刻八神王像和八卦符号，现藏敦煌市博物馆

《十六国春秋·北凉录》记载：“先是蒙逊有凉土，专弘事佛，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变万化，惊人炫目。”武威天梯山石窟很可能便是沮渠蒙逊主持开凿的“凉州石窟”。虽然如今现存的第13窟大佛已是唐代开凿、明清与现代重修的样式，而其余洞窟不是毁于1926年的地震，就是在1959年为修黄羊河水库而进行了壁画搬迁，我们已无法在天梯山石窟原址看到北凉时期的壁画或塑像。不过，无论是被宿白援引为凉州模式代表的天梯山石窟第1窟与第4窟，还是同为北凉时期的第18窟，窟形结构均为中心塔柱四面开龛而四壁不开龛的支提窟形制，这种形制在河西走廊的早期洞窟中颇为常见，并且影响了云冈石窟的第1、2、6诸窟。

天梯山石窟第18窟，右上为第1窟与右下为第4窟，窟形结构均为中心塔柱四面开龛而四壁不开龛的支提窟形制，为凉州模式的代表，在河西走廊的早期洞窟中颇为常见

1959年搬迁的壁画彩塑，在2015年得到敦煌研究院的修缮，现如今分别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展出。北凉时期的壁画多采用红色底色，菩萨形象往往腰细肩宽、臀部突出、双肩浑圆，极具古印度造像中的女性体态与神韵。无论是菩萨还是飞天四肢均较为粗圆，相对于北朝时期逐渐汉化的飞天，更有一种粗犷笨重的质感。菩萨往往弯眉大眼，在眉骨及上眼睑处均加白色点染，从而让五官更加立体明显，采用的是古天竺常见的绘画方式，上唇线较长、嘴角微微翘起，相对于日后的中原化菩萨形象而言，笑意更为妩媚一些。

壁画中的千佛形象，头绾高大圆髻、身穿天竺样式的通肩小圆领袈裟，结跏趺坐，双手在腹前重合坐禅定印，五官并无明显的天竺或西域风格，反倒是颇具中原面相与气质。与其他早期石窟相似，忍冬、莲蕾与莲花化生童子的形象装饰着佛光与边缘，成为区隔画面的装饰纹样。

 ( 左）天梯山彩绘菩萨壁画，北凉，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这尊菩萨高鼻深目，头发卷曲，身体扭动呈现“S”形，西域色彩浓厚，是不可多得的北凉艺术佳品；（右）菩萨像，北凉，天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柱壁画，现藏武威市博物院

与天梯山石窟第1、4、18窟相近的中心塔柱窟还有甘肃肃南祁丰镇的文殊山石窟（更靠近酒泉市区）的前山千佛洞，甘肃肃南临松山中的金塔寺石窟（张掖市区以南）的第1、2窟，其中文殊山石窟窟顶的绿底壁画飞天颇为精彩生动，无论是飘带的翻飞还是身形的粗大，均符合公元5世纪北凉或北魏中期的造像风格，金塔寺石窟则以公元5世纪风格的塑像为主。

概言之，“凉州模式”的佛教石窟往往是以下特征的组合：窟型结构方面流行楼阁式中心柱的塔庙窟，塑像方面流行释迦牟尼佛、交脚坐或佛装弥勒、思惟菩萨、阿弥陀三尊像，壁画上以千佛图像占据较大面积，装饰纹样以两方连续的化生忍冬为主，造像往往面相浑圆、眼睛细长、高鼻深目、身体健硕，具有西域风情，飞天形体普遍较大且呈V字形飞翔在佛龛上部或窟顶周回。

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座石窟（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甚至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金塔寺石窟第1、2窟，虽然在学术界均有“北魏时期营造”的观点，不过依旧是受到凉州模式影响的产物。毕竟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平城模式”还要在公元5世纪70年代方才成型，并在5世纪80年代影响北魏疆域之内，在此之前北魏统治凉州早期，凉州模式依旧在凉州拥有较强影响力，也是自然之理。所以，哪怕上述三处六窟真是北魏中期（公元5世纪中叶）营造，也仍旧可以说是“凉州模式”的典型代表。

公元5世纪中叶，北魏灭亡北凉，河西走廊再度回到中原王朝治下，凉州两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佛教义理与艺术风潮，由此被凉州高僧引进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进一步促成北魏王朝佛教义理与艺术的飞跃，使得平城逐步成为公元5世纪后期的国际化中心。佛教艺术也经过北魏王朝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营造，逐步衍生出影响整个东亚世界的“平城模式”“中原模式”，进而逐步完成佛教义理与艺术风格的“中国化”。

总而言之，无论是早期佛教顺着汉代丝路的涓滴渗入，还是两晋十六国时期西来高僧的广弘佛法，抑或佛教石窟艺术的东进与“中国化”，都能看到中华文明在接受外来思想与艺术风潮时，能够以极大的包容性，海纳百川，化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