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最高峰“团结峰”与山下的哈拉湖。团结峰海拔超过5800米，又名“岗则吾结”，位于疏勒南山东南段。其周围存在大面积冰川，储量达50亿立方米。祁连雪山融水，是河西走廊不可缺少的生命源泉。

“汉代就著名的祁连山，是甘青两省的界山。从纵的方面说，由敦煌到永登，都在它的北麓下行走，往日步行要走十八天，自通汽车以后，也得四天。从横的方面说，由甘肃酒泉到青海西宁，穿山越岭，善于旅行的商贾也要走半月，连走带休息，就要耽搁一个月之久。”  1936年冬天，作为“蒙藏委员会”河西调查组成员的学者马宁邦决意从酒泉出发翻越祁连雪山。很快，他们一行6人穿着皮衣皮帽，带了足以食用月余的百斤麦面，以及马料、布帐篷、厨具，还有10头牦牛，沿着当时的“淘金古道”进入祁连的白色世界。每到止宿时分，众人先卸下马鞍，让马儿稍事休息，再去砍伐灌木、寻捡兽粪。接着，大家支起黑牛毛制成的藏式帐篷，铺好被褥，引火烧热铁锅以融化冰雪，熬茶解渴。假如幸运地遇上牧人，还能买到羊肉，“把鲜肉在锅中炒好，再掺水，然后扯面片投下”，鲜美的揪面片便做好了，“柴上加粪，火熊熊燃，全帐俱亮，人人皆温暖”“晚上饱了，不可立刻睡，于是牛鬼蛇神，英雄与仙佛都作了谈话的资料，尽兴而卧”。

马宁邦笔下围炉夜话的温馨情景，令读者忘记了他们那时在祁连山中跋涉的艰辛。而今，得益于现代化交通体系的建设，祁连山美到不可方物的瑰丽景色，吸引着来自天南海北、世界各地的旅客，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探寻这幅画卷。但其实，不论这里是否还如昔日那般神秘，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祁连山与河西四郡、张骞、霍去病这些名词联结到一起，我们的脑海里便会立刻掀起万丈波澜。曾经纵横在这片土地上的金戈铁马，是两千年前汉家儿郎的专属浪漫。驼铃阵阵，更为悠久的中华文明留下古代史中最自信、多彩的回忆。祁连山，正是这一切古老故事的源头。

雪水浸润的河西文明

说起来，“祁连”并非某座山峰的专称，而是指甘肃、青海交界处一系列大致成“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例如由东至西、紧贴着河西走廊的乌鞘岭、冷龙岭、托来山、走廊南山、疏勒南山、大雪山等等，绵延800多千米，最高峰是疏勒南山东南段、海拔5800多米的团结峰。这里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是典型的增生型造山带。青藏高原本身是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形成，而在中、新生代时期，因为青藏高原的挤压作用，祁连山加速抬升，其北部下陷为一个个盆地，也就是后世所谓黄河以西、连通中原与西域的“河西走廊”。要是按行政区来看，祁连山脉北麓有约650千米长的部分都属于甘肃张掖市下辖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如果将祁连山比作托盘，河西便是它当中盛放的累累果实。因为北部还有马鬃山、龙首山与祁连山对峙，所以夹于其中的河西走廊显得格外狭长，较窄处仅仅几十千米。从东南方向来的气流，被祁连山的高大山峰依次阻截，降水量也由东至西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东端以南的青海境内有众多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部森林变少但草原随处可见，而西部则以戈壁和沙漠景观闻名的原因。

不过，高耸的祁连雪山，给予了河西另一种生命之源——冰川融水。截至2015年的冰川编目数据显示，祁连山共有冰川2685条，这对于降水不足的区域，起到十分关键的补充作用。像是肃南著名的“七一冰川”，冰层最厚处据称可达120米，年融水量近80万立方米。祁连山“三大水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中，位置最西的疏勒河受冰川融水补给最多，占流量的1/3，它也是敦煌和瓜州、玉门用水的依靠；中间的黑河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源头是祁连山脉中段的“八一冰川”，其干流迂回多次后北上注入居延海；东部的石羊河则是武威、永昌、民勤的母亲河。

九月份的祁连山“八一冰川”。它因1958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初次来此考察得名，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干流河源区最大的冰川

得到祁连山河流滋润的土地，形成点点绿洲，让原始文明有了崛起的土壤。5000多年前诞生的马家窑文化堪称开拓河西的先行者，遗址点从河西走廊东端的天祝、古浪开始，一直延伸到西部的肃州、金塔等地。马家窑文化由早到晚还能细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期。张掖西城驿一期遗址，就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晚期。在同是马厂晚期的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中，曾发现过高70厘米、内部装有粟的陶瓮，结合西城驿发现的炭化粟，可见马家窑文化已经形成颇有规模的农业。正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由于这一时期频繁的气候变化，从马家窑文化后期开始，畜牧业在河西先民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便有日趋增大的迹象。按杨富兴、陈亚欣等学者所述，河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以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为分界线，出现了农业和牧业主副地位互换的情况。走廊西部继齐家文化后兴起的四坝文化，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牧业文明。四坝文化存在于山丹县以西至新疆东部，重点发掘的玉门火烧沟古墓群中发现大量兽骨，包括羊、牛、马、狗、猪等等，甚至有墓陪葬了44只羊。到3000年前，接替四坝的骟马文化还开始饲养起了骆驼。而且，骟马文化中几乎不见猪骨。养猪与农业发展往往呈正相关性，这说明骟马文化的农业比重进一步下降了。祁连山地貌丰富多样，孕育了多种生态系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跨甘肃、青海两省，占地5.02万平方公里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里，有高等植物1487种，珍贵动物囊括雪豹、白唇鹿、藏原羚、野牦牛、野驴等种群。这样的天然好牧场，衍生出繁荣的牧业文明，实在情理之中。

甘肃张掖高台县“正义峡”。这里是黑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点，河水穿峡而过，相当壮观。正是有祁连山这些河流作为依靠，汉朝才得以在河西四郡建设大量城市与烽燧据点

只是，虽整体都转入畜牧为主的时代，但河西走廊两端的考古学文化样貌并不一致。东部在齐家文化后出现的类型被称作“沙井文化”，与骟马文化差不多同时代分据东西。这些曾经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先民，他们的子孙后代今日又在何处呢？

断匈奴臂膀的“河西四郡” 

汉武帝时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多亏这位“博望侯”，汉朝看到了无比广大的世界。当年张骞第一次出使的目标，是要去寻找逃去西方中亚的匈奴仇敌“大月氏”，并尝试劝说他们和大汉联合夹击匈奴。只是，等张骞好不容易找到大月氏人，他们却早已习惯了当时的生活，不再想着报君父之仇。而张骞带回的西域诸国情报，被《史记》收录了一部分，其中便提到月氏“曾居敦煌、祁连间”。此外，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另外指出，当年跟月氏一起生活在祁连的还有乌孙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会不会就是迁出河西之前的月氏或乌孙聚落？

不得不说这一可能性相当大。然而，不论是月氏还是乌孙，在史籍中都被记载为“随畜迁徙”的行国。三国时期康泰《吴时外国传》还称，外国人有“天下三众”之说，即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可想而知，月氏与乌孙的文化面貌应该极为相近，毕竟大家都是以畜牧业为主。想凭目前的研究区分沙井与骟马文化究竟属于哪个阵营，还做不到。能确定的是，从大月氏和乌孙受匈奴攻击后，选择放弃祖地西迁来看，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这些畜牧民族，对远方的中亚地区并不陌生。这一点在考古上也得到佐证，四坝文化、沙井文化、骟马文化的墓葬中均发现数量巨大的外来物品，像是与内陆毫无关联的海贝，以及玛瑙、绿松石、和田玉。如此，河西走廊早在3000多年前，就形成一条自中亚而来的贸易线。这里的贵族们，早早享受着异域传来的各种宝石与装饰品。而匈奴独霸之后，河西走廊便被划分为浑邪王、休屠王等人的属地，直至卫青、霍去病这两个大汉的将星出世。

甘肃武威天祝县“乌鞘岭长城”。乌鞘岭是河西走廊东端的门户，西汉时就在此建有长城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冠军侯”霍去病率上万骑兵出陇西，“过焉支山（一名燕支山）千有余里”。匈奴折兰王、卢胡王被杀，浑邪王子、相国、都尉被俘，汉军还得到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大单于震怒，以浑邪王丧师失地之罪，欲将他召来诛杀。走投无路的浑邪王，只能率部众四万余人投降汉朝。《西河旧事》载，匈奴丢失“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的祁连山后，悲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控制了祁连山北麓浑邪王与休屠王故地的汉朝，开始着意经营这条用于联络西域各国的河西走廊，标志性事件就是汉武帝设立了“河西四郡”。《汉书·西域传》称：

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因为《汉书》与《史记》关于四郡创设的具体年份多有矛盾之处，故学界至今对此问题仍存争执。如鲁东大学李炳泉教授认为，酒泉郡大概设于元狩末年（前118—前117），后在元鼎初年（前116—前115）割东部土地另设武威郡，目的在于把守匈奴通羌人之路。张掖郡置于元鼎六年秋（前111）。敦煌郡最晚，在后元元年（前88）成立。

四郡地名沿用至今不改，可称佳话。或许大家都听过“张掖”之名取自“张国臂掖”；“酒泉”得名是因为“其水若酒”；“敦煌”二字分别指“大”和“盛”。这三种说法都出自东汉末年学者应劭。既然是汉朝人的记述，按常理看可信度应该不低。但据现代学者钻研，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认为：“四郡范围内的大多数地名，都极有可能是用汉字音写的当地原有称谓。”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于阗语（属于东伊朗语支）的权威专家贝利（H. W.Bailey）曾经指出，所谓“张掖”，就是对东伊朗语*Cham-yaka的音译，该词的本义是“fortified place”，即“设防之地”。汉人翻译外来语言时，往往先选声音相近的汉字，再从中取意思贴合者，“张掖”就是这么出现的。类似的地名还有“敦煌”，这两个字的上古发音为*tur-gwaang，对应的当是东伊朗语里的*druvāna，指“受安全保卫”。恐怕这些地名都源自月氏统治时期，但300多年后的应劭并不了解个中秘密，所以才以汉字的字面意思解释“张掖”“酒泉”“敦煌”之名的由来。至于“祁连”“燕支”，明显也不是单纯的汉语词，唐代颜师古考证“祁连”是匈奴语中“天”的意思。不过历史留给后人的细节太少，想确定它们出自哪种古代语言，已相当困难了。

这些中外合璧的地名，不可否认就是汉文化进入此处最佳的证明。杂糅着乌孙、月氏、匈奴元素的河西走廊，自此之后展现了更为多元的风貌。而这一切的依托，正是从中原源源不断迁入河西的汉朝移民。

“黑水国”居民来自何方

郡县制的高效推广，为中原文明扎根河西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后，不管是长城防御网络，还是邮驿系统，都迅速在四郡铺开。而与各类郡城、县城及烽燧配套的屯田以及水利工程等事宜，也仰赖于朝廷从内地“移民实边”的政策，得以完备。

《史记·平准书》称，上郡、朔方、河西等地“开田官”后，汉廷“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地理志》总结道，当时被迁至河西之人分为这么几大类，一是“关东下贫”，二是“报怨过当”，三是“悖逆亡道”，也就是优先选家境贫困的百姓和犯人戍边。充足的粮食是维持城市居民生活以及军事任务不可缺少的，因此屯田是阻断匈奴人重回河西的必行之策。经过考古发掘，敦煌甜水井、悬泉置等遗址均出土数量众多的铁制农具，有犁、镰、锸、铲、锛等等。武威磨咀子汉墓还发现一牛之犁的模型。这都是中原“铁犁牛耕”的农作技术传播开的实证。

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汉武帝的小舅子李广利为了“天马”西征大宛时，汉朝为防备匈奴趁虚而入，又一次征发18万人前往居延、休屠驻守，策应保卫酒泉郡。以河西的地势，匈奴从北方入侵，一般都是沿着黑河和石羊河南下。居延就是黑河下游的终点，而休屠县就在石羊河流域的武威附近。《元和郡县志》载：“休屠故城在姑臧县北六十里，汉休屠县也。”其遗迹在今天武威四坝乡三岔村一带。

汉廷锲而不舍地迁移各地百姓到河西，很快就完全改变了这里的风土面貌。在这些远离家乡的士卒努力之下，河西被《汉书》誉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的善地。张掖市区西北约17千米处，有著名的“黑水国”遗迹及墓葬群。“黑水国”是当地对此处遗址的惯称，现在这一区域地表上保存有两座古城，即黑水国南城和北城。北城位于黑河干流沿岸，东墙长229米，西墙长226米，南墙长255米，北墙长248米。城墙是黄土版筑而成，南墙正中开有城门。南城距离北城约2.5千米，东墙长228米，西墙长223米，南墙长252米，北墙长263米，城门则开在东墙中央。两城周边分布的汉墓据推测有可能超过3万座！事实上，西汉张掖郡的郡治“觻得县”就被推定位于这一区域。所谓“觻得”，按唐人颜师古考证，原是“匈奴中地名”，后被张掖“转取其名”。《旧唐书》则称，“觻得”曾是匈奴诸王之一。汉朝占领觻得王故地，仍旧以他的王号作为县名。

张掖“黑水国”北城与南城遗址，远处即祁连山。西汉张掖郡的郡治“觻得县”据推测就在附近，当年这一区域生活着大量迁至河西的中原移民

2018—2019年，为配合G312线张掖市甘州—临泽一级公路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水国汉代墓群中一部分进行抢救式发掘，取得相当多的惊人发现。《张掖甘州黑水国汉代墓葬发掘报告》指出，该墓群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前期的典型陶器，形制与中原洛阳十分相似，部分器物还更接近于长安地区。中原在汉武帝之前流行夫妻异穴而葬的葬制，但西汉中期后，除帝陵与后陵依旧分开外，民间已经盛行起夫妻合葬。河西走廊也受此影响，黑水国墓地就是自西汉中期偏晚开始，木椁墓与砖室墓流行起夫妻同穴的模式。

对出土人骨进行的DNA检测，也显示其人群的父系祖源与河南、河北、山东的汉族有密切关系。看来，很多墓葬的主人就是迁至河西的汉朝移民及后裔。有趣的是，样本的母系遗传组成分析结果证明，黑水国墓葬的女性可能更多是本地人。从中原至此的外来者，与当地的古老居民，一起孕育了下一代。《汉书》中明确写道，汉朝存在“张掖属国”。“属国”之设专为归降汉朝的其他民族。高荣《汉代张掖属国新考》一文认为，张掖属国的位置在张掖郡南部的黑河上游，用于安置在元封四年（前107）投靠汉朝的小月氏。当年匈奴击败月氏，迫使其部众西迁时，留在河西的小股月氏遗民向南遁入祁连山脉，与羌人杂处，这就是“小月氏”。小月氏二王降汉后，都被封侯，封户分别为1900户与760户，“与汉人错居”。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繁盛的河西畜牧业不但没有随着汉朝移民的到来中断，反而因为多民族共处，有了充足的人力，很快达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水平。黑水国汉墓普遍随葬整鸡一只，此外还有诸如绵羊、黄牛、狗、马、猪等动物骨骼。不过，除少数羊之外，牛马这类大型动物不见有整头陪葬的情况，只是发现了肢骨，说明汉朝人还是相当珍惜它们，平常尽量少浪费肉食资源。此外，很让人在意的一点是，黑水国墓葬不仅出土了炭化的粟、黍，编号为M168的墓葬，其内的铜圆盒里还有水稻颖壳。以西北的气候来说，在当地种植水稻并不适宜。或许当年朝廷顾及这些从水稻种植区来的移民们过去的生活习惯，曾专门运来水稻供黑水国的汉人们食用。

山丹军马场，有“亚洲最大马场”的盛誉。此处南依祁连山，北靠焉支山，土壤肥沃，水源充沛，自古就以产良马闻名

当然，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西北戍卒的工作都是极其繁重的，不仅要开辟农田、建设水利及城市，还得整饬关塞，时刻备战以防匈奴和羌人入侵。黑水国墓地121例个体中，能确定性别的有98例，年龄清晰的102例。令人震惊的是，其中70％以上的人全都死于青壮年时期。他们去世时的平均年龄，男性大约为33.8岁，女性为29.1岁。2000年前，这些籍籍无名的先行者们，用自己的牺牲将河西走廊打造成沟通汉与西域的桥梁。

城市聚落的兴盛，大幅提高了河西文明的成熟度。新莽政权崩溃后的混战中，西汉外戚后裔窦融因为族中长辈累世在河西为官，知道“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足以自守，所以举族西迁，被各郡长官推为盟主。他为政宽和，上下相亲，安定、北地、上郡等处百姓纷纷前来投靠。但一知晓刘秀重建汉室，窦融随即遣使归诚，被任命为“凉州牧”。之后，他又积极协助朝廷平定陇西割据势力隗嚣。来自河西的力量自发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在河西凝结出了经久不衰的向心力。

寻迹张掖郡城

随着黑水国遗址考古的不断推进，学者注意到一些难解的疑点。如果将这里视为汉代张掖郡治觻得县的所在，那这座城的规模实在太小了，南北两城的周长都还不满1千米。被推定为武威郡治的三摞城古城周长约4千米，作为酒泉郡治所的西半城古城，周长为3160米。敦煌郡故城周长也有3700米。没理由张掖郡治就是微缩版本。而且，如1992年考古学家宿白来此考察时所言，南北两城都没有发现高台，这和汉代衙署一般建于高台之上的习惯不符。结合多次发掘的结果，目前南北两城都不再被学界认为是汉城。黑水国北城的年代不早于魏晋，南城可能晚至唐代始建。虽然它们都沿用到清朝，但和西汉的觻得县并不相关。

可是，自古以来对于汉代张掖郡郡治的记载，都指向黑水国一带。这表明，该区域地下很可能还有一座尚未发现的城址。其实，此地确实存在另一处大型汉代建筑，它西距南城约2千米，有众多汉代绳纹瓦堆积，被考古工作者们称为“西城”。西城遗址在2016年的勘探中找到12处夯土建筑遗存，有一些属于西汉晚期以后的砖室墓还打破了城内建筑基址。这座西城，有可能就是匈奴的觻得王居城，西汉入主河西走廊后，也曾短暂把它作为郡城。后来张掖郡新城筑好，西城便逐渐废弃。学者们怀疑，汉朝新筑造的觻得县，就在黑水国遗址东区某处。也许一桩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正静静地等待着有缘人。

很明显，汉朝选择这里设置张掖郡，是因为不远处便是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黑河及其支流，覆盖酒泉与张掖境内的金塔、肃州、甘州、山丹、民乐、高台、临泽、肃南8个县区以及嘉峪关市。尤其是属于黑河西部水系的讨赖河，还是嘉峪关唯一的地表河流。可以说，黑河既为东西方向的陆上丝路孕育了生机，又为通向北方的居延古道提供了水源，张掖正在这两者交汇处。

究竟张掖的治所何时从觻得县迁到今天甘州城区，尚未有定论。鉴于唐高宗的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已经提到张掖郡故城“在今张掖县西北”，所以吴正科等学者认为，迁城的时间大约在魏晋。刘森垚则觉得可以精确至西魏大统十二年（546）至废帝在位时期。这段时间气候相对寒冷，黑河水量减小，河道还左右摆动，加上随之而来的土壤沙化与绿洲缩小，再固守黑水国一带不再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虽然汉朝不惜成本营造了宏大的河西各城，可一旦祁连山水系有所变化，轻易便会影响到城市的兴衰。我国至今对于祁连山雪线的衰退以及河西地下水水位数据保持着高度警惕，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任何文明的诞生发展，都不能脱离此地的气候和环境。祁连山这一独特的地理空间，数千年来一直都是河西文明保持连续性的自然基础。古代“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理念也延续到今天，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深厚底蕴。

传承至今的河西特色 

河西走廊畅通后，打着“博望侯”旗号的汉使一批批涌向辽远的西域。完善的屯田及驿站系统，让这些奔赴万里外的勇者们得以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后汉书·西域传》如此记载当时的盛况：

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汉人的脚步到达玉门关以西4万里的安息国西界，与此同时，入朝参觐的外国使团也络绎不绝来到长安和洛阳。敦煌的汉代驿站“悬泉置”出土了23000多枚有字的汉代简牍，其中许多都是关于在此停驻的西域使者们的信息。来自新疆和田的于阗国王就曾带着1074人的庞大队伍来到这里。《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于阗人口数为19300人。这就意味着，相当于于阗全国5％的人口，都跟着国王前来朝汉了。

无数的西域特产随着人口流动，经河西走廊被引入中原，比如汉武帝心心念念的大宛天马，以及高级饲料作物苜蓿。苜蓿含糖量较高，质地柔嫩易消化，适合作为青贮材料，用来冬天喂养马匹。河西的畜牧业在种群及技术改良下，创造一个又一个高峰。《三国志》称，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十一月，镇西大将军曹真出兵平定河西的卢水胡叛军，战利品包括羊111万只、牛8万头。到了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更是着意利用河西牧场：“马至二百余万匹，骆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

河西走廊大马营草原上的山丹军马场堪称世界闻名，享有“亚洲第一大马场”的美誉，也是甘青大环线旅行中必来的打卡地。这里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又称“汉阳大草滩”，养育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马种，像是国人无所不知的汗血马，依旧可以在此见到它们的身影。跟牧业的硕果交相辉映的，是今天独具特色的河西农业。张掖市临泽县是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全县约60％的耕地用于玉米制种。按比例算，等于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就有13粒产自这里。无独有偶，酒泉市金塔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制种，经过40年的发展，现在我国市场60％以上的西瓜与甜瓜种子来自金塔县，甚至还远销至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30多个国家。2022年，金塔县被认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西甜瓜良种繁育基地”，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以上。

超脱时代的变迁，河西走廊的文明始终能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与能量。就像它南方的祁连山脉，不论是山脚下一碧万顷的草原，还是山脊上银装素裹的雪域，都是这片土地的希望。几千年来，因祁连山丰美的水草，河西居民赖以生存。如今，轮到我们来保护这里的生灵。相信祁连山的传说，仍会在未来奏响更华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