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ID:gjrwls），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自从“家天下”的古代王朝统治出现，作为君主近亲的宗室力量就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于高高在上的君王，如何发挥宗室成员的作用，可谓颇为棘手的双刃剑：一方面，所谓“上阵父子兵”，政治舞台虽然是个不需要亲情的修罗场，但自家亲戚总比外人可信一点，然而宗室权力太大，又很容易埋下内讧乃至内战的种子；另一方面，如果君王采取打压宗室的政策，虽然可以避免很多家族内部的权力挑战，但在君权受到威胁时失去了亲族的辅弼，很容易沦为孤家寡人，被权臣架空乃至推翻。

晋国衰亡：宗室问题的预演

春秋时代的晋国，把强宗室和弱宗室这两种模式的优劣都经历了一遍。春秋初年，位于曲沃的晋国小宗公族在经历了三代人的斗争后，在曲沃武公时代最终成功攻入当时的晋都翼城，打败了占据正统地位的晋侯大宗。曲沃武公通过贿赂周王等方式成为新的晋国君主晋武公，完成了篡夺大业，这就是史书上的“曲沃代翼”，堪称宗室过强而威胁君权的早期经典案例。

晋室正统大宗作为斗争失败者被清理出历史舞台，然而晋国宗室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晋武公之子晋献公时代，又清理掉了所谓的“桓、庄之族”。桓、庄分别是晋武公父亲和祖父的谥号，由于“曲沃代翼”是一个历经三代人的漫长过程，桓、庄两位先君的后代在其中出力甚多，此时也颇有再上演一次“曲沃代翼”大戏的雄心。晋献公先下手为强，在这些同宗亲戚做大前先发制人，杀死其中的大部分人，迫使剩余成员流亡。

就这样，晋国在春秋初年连续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宗室火并，原本的大宗被曲沃一系小宗取代，晋献公随后又几乎杀掉或逼走了所有小宗的公族。这个过程也意味着晋国的宗室力量遭到了毁灭性削弱。

晋献公时代“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国的疆域和人口都得到了飞跃式扩张。然而，由于晋国公族刚遭到两轮毁灭性打击，晋献公不得不采用多种统治手段结合，来实现对广袤新占领区的控制。晋献公一方面通过郡县化增加了部分直辖区域，另一方面让太子申生和重耳、夷吾两位公子分别坐镇一方要地，同时还把许多新占领区分封给自己的亲信。

但“曲沃代翼”与公族相残的阴影始终萦绕在晋献公头上。太子申生是齐桓公的外孙，曾多次领兵在外作战，又拥有曲沃作为封地，势力日益强大，晋献公最终逼死了太子。重耳、夷吾两位公子随后选择跑回自己封地武力对抗，夷吾还一度击败了晋献公派来的部队，但最终仍未避免逃亡的命运。

晋献公成功打压了实力过于强大的三个儿子，但也意味着本已孱弱不堪的晋国公族遭到了进一步削弱。晋献公随后立骊姬所生的幼子为继承人，并且在临死前托孤给重臣荀息。晋国公室一系列内耗的恶果显现，卿大夫们此时并不希望托孤重臣荀息借着摄政名义控制朝局，推举里克出头连续杀死了晋献公与骊姬姐妹所生的两个未成年君主，荀息也被迫自杀。夷吾与重耳两系先后被推举为君主，其中的重耳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晋献公晚年和死后的继承危机，在后世被寓言性的命名为“骊姬之乱”，仿佛晋献公年老昏庸、贪恋女色、废长立幼，导致了这场事件的发生。当然，这更多是“红颜祸水”史观下的强行解释。这场继承权危机，恰恰是晋国宗室经历一系列内耗后严重削弱的恶果。新即位的晋文公南破强楚成为一代霸主，却无力扭转晋国公族日益虚弱的趋势。晋文公时设置二军四卿，到其子晋襄公时变成三军六卿，晋景公时进一步发展为六军十二卿，后来晋厉公时降到四军八卿，晋悼公时又下降为三军六卿。但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由于“曲沃代翼”、晋献公清洗“桓、庄之族”的近支亲戚以及晋献公晚年和死后的一系列变故，令晋国国君缺乏宗室羽翼，不得不依赖外姓、外氏之卿家，并将军政大权分别授予他们。缺乏宗族力量支持的晋国君主，面对六卿时更像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君。

在这种情况下，晋国君主如果足够强势而英明，还能对内平衡驾驭卿大夫，对外称霸；一旦君主弱势或缺乏政治谋略，就很容易被强势的卿大夫推翻甚至弑杀，然后被扣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在晋悼公之前，晋国国君整体素质还算不错，通常能驾驭这种复杂的内部政治局面，但也不乏晋灵公、晋厉公这样“翻车”的，不但身死还在后世留下骂名。但晋悼公死后，晋平公、晋昭公以下的历代晋国君主越来越玩不转这种平衡游戏，虚弱的公族在政治博弈中逐渐落败，三军六卿也逐渐被智、范、中行、韩、赵、魏六卿垄断。到这时，晋国君主的地位逐渐岌岌可危。

早在晋文公之子晋襄公时代，赵氏就隐隐有成为晋国第一家族的趋势。晋襄公死后，晋灵公即位，而晋国实际执政者也从赵衰传到了赵盾。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执政之位竟在同一个卿大夫内部实现了父子相传。随后的扈地之盟中，晋灵公未参加盟会，而晋国执政的赵盾竟以臣子身份主持了诸侯会盟，并且与其他诸侯国的君主并列。这种事情对少年的晋灵公而言可谓奇耻大辱。晋灵公不甘心这样的处境，试图用政治手腕削弱卿大夫权力，结局却是他本人被赵盾族人赵穿弑杀，身后还背负了两千五百年骂名，成为少年昏君的代表。不过在赵盾死后，赵氏家族发生了几轮大规模内讧，最终爆发内战。中行氏与范氏支持赵午，但智、魏、韩三家支持赵鞅，晋国主要的卿大夫和齐国等周边诸侯国都相继卷入内战。双方拉锯多年，最终赵鞅一系获胜，中行氏与范氏逃奔齐国。

淘汰赛到了最后环节。中行氏与范氏出逃后的土地被剩余四家瓜分，执政的正卿智伯荀瑶主持完瓜分后，晋君忍无可忍，试图借齐、鲁之兵打击肆无忌惮的四卿，但以失败告终。这位晋君运气比晋灵公、晋厉公两个身死还得恶谥的先君好些，就是晋出公。智伯随后仗着实力更强开始霸凌另外三位卿大夫，并裹挟魏、韩围攻赵氏，但在晋阳之战中因为魏、韩临阵倒戈而兵败，最强大的智氏身死族灭。随后便是著名的三家分晋环节——赵、魏、韩分别独立建诸侯国，并将晋公室的少量残余领地吞并瓜分。

晋国的衰亡史，可以说是分别预演后世宗室过强和过弱的后果。前期，宗室力量强大的晋国经历了多次内战和内部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了公族地位。后期，宗室衰微、公族力量薄弱的晋国君权开始被外姓权臣架空和衰亡。最终，晋国在名义领土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惨遭国内各大权臣家族瓜分。

秦始皇的惨痛教训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吞并六国、一统华夏的大业，咸阳城的秦国宫廷随即上演了一番大辩论——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讨论。

丞相王绾首先表示，秦国刚刚吞并关东六国诸侯，燕、齐、楚三国的核心地盘距离秦朝关中腹地太远，如果秦始皇不在那边分封皇族、镇抚一方的话，恐怕很难填补当地王室被击灭后的政治真空。他希望皇帝可以把皇子们分封到这些地方去。

廷尉李斯则认为，周王朝分封了许多同姓子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血缘联系越来越疏远，最后更是如仇敌一样攻伐，其他异姓诸侯也跟着互相混战，周天子不但逐渐管不动他们，自己也要仰人鼻息。现在天下一统，最近占领的关东六国领地已经被划分为新的郡县，推行郡县制，让天下人除了皇帝之外没有能效忠的君主，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对于诸皇子和功臣，只需要厚厚的物质赏赐就可以，分封诸侯属于给自己添麻烦。

秦始皇在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几百年来各国连年征战，天下因此痛苦不已，正是因为王侯太多的缘故。他同意李斯的意见，指出天下初定之后又重新分封诸侯国，是在为未来的内战埋下隐患。

这次辩论还有续集：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华夏八年后的公元前213年，在一次酒宴上，博士、齐国人淳于越向秦始皇进言道，商周二代之所以维持近千年，是因为他们分封了子弟功臣作为枝辅的缘故。现在陛下您一统天下，而皇子宗亲们虽然身份尊贵却没有任何实权，如果下面的臣子有专权乃至夺位之心，想重演晋国六卿瓜分王权、齐国田常篡夺姜氏的往事，到时候没有宗室来匡扶皇权，又会有谁来解救这局面呢？

秦始皇颇受触动，下令群臣就这个议题再次展开讨论。八年前的廷尉李斯此时已经成为左丞相，他反驳说时代一直在变化，皇帝创下的万世基业又哪里是淳于越这样的愚昧腐儒能懂的？李斯进一步劝秦始皇加强钳制、焚烧六国史书，让人民以吏为师，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秦始皇在一番摇摆后同意了李斯的观点，继续限制宗室的权力。

当我们把视线集中到王绾和淳于越的担忧本身时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担忧更像是一种预言，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全部变成现实：在秦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十五年的时间内，不但新兴的秦朝很快灰飞烟灭，连在关中维持了几百年、强盛了一百多年的秦王国本土都第一次被关东诸国完全攻占。整个秦国彻底成为历史名词，正如一代人之后的贾谊所描绘的那样：“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王绾认为，新占领的燕、齐、楚三国故地距离秦朝关中腹地实在太远，不分封宗室到地方上进行直接统治的话，难以对新占区的基层进行有效管控。他说错了吗？没有。在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地区，秦中央政府派遣过来的地方官，必须和当地的各种势力合作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如楚将项燕是秦国统一过程中最大阻碍之一，而他的儿子项梁在秦始皇时代却活得逍遥自在，杀人之后还能疏通秦国关中腹地的官吏，逃过了法律的追究。脱罪后的项梁又来去自由地回到楚国故地，到后来更是成为会稽郡守不得不依赖的郡中头号实权人物。

 淳于越所预言的图景更为可怕：秦朝奉行强干弱枝，绝大部分宗室没有实权和封地。这种情况下，一旦掌握中枢的臣子有了专权乃至夺位之心，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样的往事随时重现。此时如果没有分封一方的宗室出来拱卫皇权，局面就会不可挽回。这一预言同样也很快变成了事实。李斯、赵高等拥有权力的朝臣一旦勾结起来，就能扶立起一位少年皇帝胡亥，随后肆无忌惮地杀光了秦始皇其他所有子嗣，包括手握重兵但受到颇多制衡的长子扶苏。如果不是关东局势巨变导致了秦朝灭亡，无论赵高和李斯在清理完皇族之后的政治斗争谁胜谁负，秦皇权的旁落都是必然的。

秦始皇限制宗室，很可能因为他的生长环境很难对宗室有什么好印象。统一后的秦王朝对宗室采取限制为主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秦统一后限制宗室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关东遥远的新占区没有宗室坐镇，咸阳朝廷难以管控这么庞大的新领土，最终六国纷纷复辟并联合西进关中；宗室势力在朝廷中枢的弱势，更使得李斯、赵高这样的权臣架空了皇权，王绾和淳于越的两大担忧，恰恰是秦国盛极而衰、迅速灭亡的直接原因。从这个角度看，谁敢说他们的担忧是错的？关键是，在两次辩论中主张限制宗室的李斯，后来正是带头对皇族大开杀戒、随后与赵高等人瓜分权力的权臣，也就是淳于越建议秦始皇分封时要预防出现的那类人。

如果秦始皇知道自己死后三年内发生的事情，他还会站在李斯这边，反对王绾和淳于越的意见吗？

同姓靠不住，外姓就可靠？

在大一统王朝刚刚出现的秦汉之际，对于王朝中央高高在上的君主来说，无论重用宗室还是压制、限制宗室，无论分封制还是郡县制，都只是统治者在巩固自己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进行的不同尝试而已，本身并无优劣可言。秦始皇在狂风骤雨般吞并了东方六国后试图强行直辖庞大的新占领区，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立国数百年的秦也因此遭到反噬。

刘邦称帝后，要面对的内外局面甚至比秦始皇两次朝堂大辩论时更加复杂。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过程中，分封了一大批异姓诸侯王国。无论是从头到尾自成门户的英布、彭越、张耳等与刘邦合作的势力，还是从汉国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诸侯的韩信、卢绾（以及实际控制代地但未封王的陈豨）等刘邦昔日臣下，现在都有着独立的地盘和财政，还有着自己的军队和行政体系，这是刘邦称帝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刘邦显然重点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他一方面软硬兼施，逐步让自己子侄辈的同姓诸侯王取代主要的异姓诸侯王，另一方面又在战国时齐、楚、赵旧地实力较强的同姓王国境内分置侯邑。所谓侯邑，是指汉王朝建立中受封为功侯者所拥有的侯国封邑，可以视为比“王”规格低一级的诸侯。高祖至吕后时期，列侯从未就封，全部居住于长安。即便列侯不在朝中任职，也不能前往封国“就封”。列侯大多数人都在中央任职，遥控自己的封邑。列侯拥有封地官员任免权，且以封地为号，但封地依然是皇帝赏赐的食邑，仍在汉朝地方行政体系内。就这样，列侯在关东的侯邑与同姓子弟的王国、残余异姓诸侯王国之间构成了互相制衡。吕后时代也基本沿袭了刘邦的思路。

刘邦分封宗室的安排帮助汉王朝平稳度过了瓶颈期。吕后执政时代，虽然废立、打压了不少刘氏诸侯王，还一度分封了几个吕姓诸侯王，但终究不敢与刘章为代表的刘氏少壮派翻脸，很大程度便是忌惮刘氏诸侯的联手反抗。更为关键的是，在周勃、陈平等人诛灭吕氏后，他们在朝廷中枢可谓一家独大。如果没有关东手握重兵的刘氏诸侯王们制衡，周勃、陈平要学习李斯、赵高的往事，清洗皇室、架空皇帝，刘邦子孙们的命运也不会比秦始皇的子孙好到哪里去。有着吕后血统的汉惠帝子嗣们被宣布“不是汉惠帝亲生”，然后遭到斩尽杀绝的悲惨经历，大概就是一个例证。刘邦分封宗室的安排在这时为中枢政变后权力的平稳交接起了关键作用。

到汉文帝以代王的旁系入主长安朝廷时，他面临的权力格局和主要挑战已经完全不同于刘邦称帝时，汉朝廷中枢受到最直接的威胁发生了变化。异姓诸侯王已经被翦除殆尽，幸存的长沙国构不成任何威胁。以齐王一系为代表的同姓诸侯虽有一定威胁，但其体量比起掌握了关中、河南、河内与河东的朝廷相差甚远。对朝廷构成最直接威胁的，恰恰是军功受益集团前排的大臣们。尤其是周勃这样参加过灭秦和楚汉战争，资历远超汉文帝的老臣。他们都在长安集中居住，大部分把持了高位，从诸吕之变和汉惠帝一系被斩尽杀绝来看，他们在关东诸侯的制衡下虽然难以改朝换代，却有着颠覆中央的能力。

汉文帝继承了其父刘邦的政治才能，分两步基本瓦解了沛县军功集团的抱团。他先利用陈平病死的机会，用把列侯食邑升格为侯国的方式，将盘踞在长安的军功集团子弟都以“列侯各之国”的方式分散到各自的封地。这就意味着沛县军功集团的抱团悄然发生了瓦解。随后，汉文帝在列侯就国的第二个月重新任命被罢免的军功受益集团的头号人物周勃，又让他担任丞相，并在第二年将他再度解职，请他做出表率去自己的侯国就国。此时大部分列侯应该已经就国，所以势单力孤的周勃也难以找借口继续推脱。就这样，汉文帝分两步成功把列侯们赶到地方，消除了肘腋之患，有效防止“诛吕之变”再度出现。到了关东后，有许多侯国在郡县而不在王国中，地方政府反而可以把这些侯国看管起来。

刘邦、吕后、文帝三任统治者完美吸取了西周分封失败的教训，有条不紊地强干弱枝。在他们执政期间，长安朝廷战胜了异姓王国，分化瓦解了在长安抱团的军功受益集团，对关东的同姓王国也进行了多次再分割，如把齐国分封给多位宗室。到这个时候，大汉朝廷对关东诸侯王们的优势已经颇为明显。

随后的汉景帝时代，长安朝廷对宗室的政策大幅转向，开始打压、限制这些血统上越来越远的宗室诸侯王。汉景帝对主要的诸侯王国节节进逼，逐步削除这些王国的领土。当时较为强大的诸侯国吴国拥有三个郡，汉景帝一口气下令削夺其中的会稽、豫章两郡，最终将吴王刘濞逼反，关东另外六个诸侯王也参加了这次叛乱。然而这些诸侯国基本属于临时起兵，其军队多为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甚至在支持汉朝的诸侯军队面前都毫无优势。随着周亚夫等人的汉朝中央军主力加入战团，反抗的诸侯很快迅速被扫平。为汉景帝战胜叛乱的两位主要功臣同样都没能善终：挡住诸侯联军的汉景帝亲弟、梁王刘武受猜忌郁郁而终，周亚夫更是被汉景帝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

刘濞等诸侯反抗的失败，意味着朝廷从此拥有了随意削除诸侯王国的能力。在汉景帝后期和汉武帝时代，削藩的过程仍然在推进，“推恩令”等手段之下，诸侯国的领地规模持续衰减，齐、赵、燕等主要大国更是被汉武帝重新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汉武帝后期，残存的诸侯王国也基本丧失了自治权，事实上已经与郡县无异。除了对淮南王为代表的宗室诸侯王严厉打击外，汉武帝还对更小一级的侯国进行了打击，如元鼎五年（前112）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汉武帝一次就废掉了106个侯国。

从文帝到武帝，西汉三代君主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削弱了关东诸侯王和侯国的实力，但这种削弱也意味着朝廷对关东基层控制力的下降。以秦汉时代的生产力、交通和运输能力，再强势的君主能直接统治的地盘也是有限的。从汉武帝中后期开始，关东地区“群盗”“盗贼”的相关记载陡增，汉武帝颁布《沉命法》，铁腕镇压、疯狂连坐也无济于事，即使在随后颇有中兴气象的宣帝、成帝时代仍然遍地盗贼横行。利用西汉末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外戚王莽趁机崛起并最终篡夺了王位。汉朝宗室的力量早已虚弱不堪，在这一轮权力的游戏中基本沦为旁观者。

在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想既削弱宗室又压制地方豪强本就是一个无解的局，再优秀的统治者也最多能在其中寻找到一定的平衡点。随着远支宗室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他面临的权力格局已经大大不同，新王朝对宗室的政策自然也将随之改变。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撰，《史记（全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